庇护：我爸是一把伞

多数父母愿意将自己当作一把伞，给儿女遮风挡雨，我父亲苏吉儒也不例外。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读什么大学和找工作，最让父亲为我劳心。

二十多年前，我刚读高二，父亲便开始谋划我的大学之路。我那时的愿望是做一名扬善惩恶的律师或者记者，然而仍然历历在目的“文革”，令父亲认为我的执拗脾气加高风险的职业一定后患无穷：如果他日我得罪了什么有势之人或权力层，毫无背景的家庭徒有眼泪。

凭借读书，父亲从四川农村到了昆明工作，可利用的资源只有他读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的老师和同学。他如何去游刃这些关系，我不得而知。我只是听他说，如果我考上川外德语系，他的老师和留校任教的老师确保我他日可留学德国，因为他们经常有公派德国留学的机会。

我不从，父亲便搬出了他的两位同学的例子，驻德国使馆的二秘和德国某大学的老师。他们与他常年通信，那位二秘叔叔某次回国送我两件礼物，一瓶科隆香水和一件墨绿色的T恤。在物质还匮乏的1980年代初，它们无异于现在的香奈儿五号和阿玛尼服装。本来父亲完全可能拥有与他们一样的人生。作为班长，他第一个挑选工作。“保密单位”让他误以为能给国家做特别的贡献，于是选中了搞军用科技研究的昆明物理研究所，而断然想不到科技翻译在研究所排在工具类别。

在系列的“威逼利诱”下，我妥协了。孰料，命运再度拗父亲本意，相当于现在二本的川外只能在四川省内招生。

待我读大四时，父亲不得不为我的毕业分配尽力。那时工作仍是分配制，辅导员和系书记之类的人物几乎可以决定学生的前途。会来事的同学早提着“手榴弹”上门了，而我却在辅导员多次不经意地提及“你们云南的烟好”时，面无表情。

人情世故，父亲比我晓得。他让我带两条红塔山给辅导员。那时全国最好的烟就是红塔山，五六十元一条，而高校年轻教师月薪未过百元。这烟还难搞，不抽烟的父亲托了些关系才弄到。我带回了学校，却全给了未来的老公。

像我这种人，无法靠天上掉馅饼。虽说由学校主宰，但不少是学生家长弄到的单位。父亲惟有另谋他法。

寒假，父亲带我到云南人民出版社，找一位高级编辑。那位叔叔好像是父亲的偶识，其办公桌上堆满了书稿。他告诉我编辑工作是阅读各种书稿，再淘出好货，刚开始还得干一阵校对的活。终日埋首在他人的各种残梦中，目力所及最远的不过是窗格中那一点灰茫的天空，我才不干。事后看来，幸亏我无意，不然则会给父亲出一道大大的难题，那以后还需要攀爬好几层关系。

当时民族中学在筹备，父亲的一位同事的亲戚在那负责。招呼已经打好，只需我去见一面。尽管不想当老师，在剩女恨嫁式的心态下，我不得不翻出当年军训时某报社记者拿去发表的几篇小稿，而在报社实习发的会议消息稿被我视如疮疥，从未留存。顶着昆明早春时节最狂的风，父亲陪我骑车大半个小时，来到一个荒野之处。我第一次发现父亲居然不会与陌生人寒暄，只是反复嗫嚅“我女儿很优秀，她读川大中文系”。当别人问是否还有其他证明能力的作品，我的目光斜向上，父亲不得不代答：“她忙于学习。”回家的路上，我犹自在内心责怨父亲口拙，快速踩车，冲在他的前头。

无奈之下，父亲又设法联络到他的一位同乡。此人以前同我叔叔一道在昆明参军，每逢假期均来我家打牙祭，他老婆还是由我父母张罗介绍。待他转业后，便断了来往。再出现在我家客厅的他，已经身为省办公厅接待处处长，由一个正在“烧灶”的宾馆经理陪同。叙旧情这道仪式行过之后，家宴开始。父亲先举杯喝了一口酒，才道出心中酝酿已久的那句话，大致是我将毕业、正找工作。“请你帮忙”这句话，始终未能从他口中冒出。兴许他以为多年的乡情，这一切无庸直白地言喻，中国人哪个不懂得投桃报李？那人不接父亲的话，似乎只说了一句恭喜我毕业之类的话，他的随员则不停地强调处长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很忙、很忙。在那人得返回处理要事时，父亲才终于说希望那人能帮忙给我找工作。那人说完“委托太晚，弄不到分配指标”，便急匆匆下楼而去。

现在轮到我给9岁的儿子遮挡风雨，才有点懂得了父亲这把伞。它特别像以前的布面雨伞，洇湿自己，却勉力给我撑出一角干爽。

（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