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母亲择媳（散文）

在我进入“古稀”的年龄，才真正地体会到母亲当年为我选妻是十分正确的。
　　 五岁时，父母亲就开始为我张罗订媳妇了。那时，我们一家三口，住一间茅草屋，每年秋后多少掺和点稻草，勉强地能遮风挡雨。这种环境要说个媳妇谈何容易。恰好父亲为人聪颖，经常做点小本生意，手头零花钱不缺，村上一位本家爷爷看在眼里，就自告奋勇去桐花沟村替我保媒，把他亲戚的小女儿说给我。媒人去后，母亲忙前忙后，给媒人准备“细长面”。那时，纯麦面很少很少，母亲把先前用小豆、蔓豆、大豆和麦面掺和在一起的杂面揉了再揉，擀了再擀，切得细细的，剺得长长的，而且特意从邻家借了点油，给媒人准备油泼辣子。下午，大爷回来了，屋子中间摆一把小凳儿让大媒坐了，凳儿前再摆一只“独座板凳”，上面放了盐和辣子。事不凑巧，母亲给面碗里调了一勺醋，谁知那位爷爷本不吃醋，只尝了一口，就放下饭碗说：“酸了！酸了！”母亲以为醋调得太多，就提出另挑一碗出来，那大爷干脆放下筷子不吃了，说：“人家嫌咱这出山水硬，不愿意把女子卖给咱。好了，我走啦！”
　　 时隔不久，与父亲相好的几个叔伯又帮忙给我另找媳妇，说的是父亲朋友的女儿，谁知相好的三番五次地去活动，最后的答案是：人家嫌咱家贫，只住一间茅棚，谁愿意把女子往火坑里掀呢？
　　 一连两次说媒不成，父母亲气愤了：难道穷人给孩子就订不下媳妇咧？恰在这时，山王村一位老人喘吁吁地来到我家：“给你儿子说个媳妇要不要？”母亲说：“要，瞎（孬）好都要！”老人声明：“这娃是死了又活过来的，你嫌不嫌？”接着老人把这女孩子的遭遇齐齐说了一遍。原来那女娃家也是一贫如洗，自生下来三年多疾病不断，又黄又肿，前几天一病不醒，家人以为她已经死去，就用一片芦席裹了，再捆一根草绳，正准备扛把铁锨埋掉，门口走来一位喇嘛，一边摇动手中铜铃，一边向门内讨膳。几个邻家人觉得家里遭难，喇嘛又来乞讨，很不吉利，就欲赶喇嘛走开，这时，女孩的母亲阻拦了邻人的过激行动，从馍笼中一手抓了俩馍拿给喇嘛。喇嘛接过俩馍，放进囊中，随口说：“你娃没死，还有救！”众人听说，慌乱地围过来解开草绳，亮出又黄又肿的“尸体”。果见女娃胸脯一起一伏，几个小手指还在颤动，就立即抱来放在炕上。回头看那喇嘛，早已不知去向。于是，邻家人建议：干脆给娃找个婆家算了，咱也不想拿娃卖钱，只希望婆家人福大命大，有克性，把娃荫护住，不让娃以后再有个三灾两难的……就这，老人受主家委托，来到了我家。
　　 母亲一口答应下来，父亲又买了一个“银牌牌”，拴一条红头绳送过去，挂在女娃脖子上，这门亲事就算订成了。女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王粉娃，那年三岁。我那年五岁。
　　 事实证明，自从母亲接纳了王粉娃以后，她的病情一天天好转，确确实实再也没有得过病，身体比过去好多了。
　　 二十岁那年，我高中毕业，被分配到白鹿原上的孟村小学去教书，风流倜傥，不期被当地中学一位女生看上了，三天两头来到我的宿舍兼办公室，缠绵委婉的情话说了两个多月，我真的心动了。于是，我们开始谈恋爱。卿卿我我自不必细说，花前月下时而有之，那女生甚至搬动我们学校的教育主任费秉仓做大媒，不厌其烦地两头奔波。不久，我带着双方的期盼回到老家，活动我的父母亲，希望他们能够同意我和这个有文化的女生共谐百年。
　　 我拿着女生在街镇照相馆特意拍的彩色照片让母亲看，她很认真地把相片拿到大门口光线充足的地方，左看右看，翻过来倒过去，笑眯眯地看完，又招一招手，让我的父亲走过去，郑重其事地交给他，说：“看一看吧，你儿子给你找了一个洋学生回来，行不行？你说一句话。”
　　 父亲拿起相片端详了一会儿，又看母亲欢喜的样子，以为她很赞成这位女孩，就说：“这娃模样长得不错，亲亲的（土语：漂亮），我看可以。”
　　 母亲当即从父亲手里夺过相片说：“可以个屁？我不同意！”
　　 我发现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眼眶里盛满了泪水。
　　 顿了顿，母亲又说：“这女孩子好是好，但我看不上——一脸文气，双眼高傲。她以后能回咱们家种地吗？”父亲忙附和说：“是呀是呀，咱农家离不了种庄稼的人。”
　　 母亲缓口气又对我说：“如果你和这娃成了婚，你们两个人都在外面工作，我和你大（我们这里把父亲称‘大’）老了谁来伺候？有个头疼脑热躺在炕上谁给端吃端喝？”说完流下了眼泪……
　　 父亲忙给我挤眼儿，要我不再提这事，赶快安慰母亲，我就说：“好了好了，不说了，妈呀，你说咋办就咋办。”母亲当即表态：“要我说，粉娃就好！虽然没念多少书，但农家娃知道疼人，不要说以后对我两口有多好，至少不会欺侮你，半路地里不会跟你离婚。”
　　 想一想，也是这个理儿，母亲说的很有道理，我就痛快地答应了母亲的要求。谁知母亲不放心我的决定，逼着我立即结婚。这年冬天，我的人生第一大事就这样完成了。
　　 事实证明，母亲的抉择是非常正确的。
　　 四十年后，我和老伴儿一同去看我那初恋的情人，她告诉我：“哥哎，你当初没娶我是正确的，你很幸运。我是个药罐子，吃了一辈子药，假若我当初嫁了你，只药费一项就够你受了，让你一辈字翻不过身……”还有一句话她没说出来，但我想到了：1962年低标准时期我被下放回到农村，当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她一个洋学生出身的娇小姐，如果再有一个可心的工作，会不会依然如故地守着我？会不会另有所投离我而去？想到这里，我真佩服母亲是伟大的，她当初为我选择妻子、为她选择儿媳的举动是十分英明的。我永远感念她老人家的选择是正确的。
　　 母亲多么伟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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