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散文集《大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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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那年，我在北京女师大附属小学上学。那时学校为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的女学生创出种新服装。当时成年的女学生梳头，穿黑裙子；小女孩子梳一条或两条辫子、穿裤子。按这种新兴的服装，十二三到十五岁的女学生穿蓝色短裙，梳一条辫子。我记得我们在大操场上“朝会”的时候，老师曾两次叫我姐姐的朋友（我崇拜的美人）穿了这种短裙子，登上训话台当众示范。以后，我姐姐就穿短裙子了，辫梢上还系个白绸子的蝴蝶结。 那年秋大，我家从北京迁居无锡，租居沙巷。我就在沙巷口的大王庙小学上学。我每和姐姐同在路上走，无锡老老少少的妇女见了短裙子无不骇怪。她们毫不客气地呼邻唤友：“快点来看呶！梳则辫子促则腰裙呶！”（无锡土话：“快来看哦！梳着辫子系着裙子哦！”）我悄悄儿拉拉姐姐说：“她们说你呢。”姐姐不动声色说：“别 理会，快走，” 我从女师大附小转入大王庙小学，就像姐姐穿着新兴的服装走在无锡的小巷上一样。大王庙小学就称大王庙，原先是不知什么大王的庙，改成一间大课堂，有双人课桌四五直行。初级小学四个班都在这一间大课堂里，男女学生大约有八十左右。我是学期半中间插进去的。我父亲正患重病，母亲让老门房把我和两个弟弟送入最近的小学：我原是三年级，在这里就插入最高班。 大王庙的教职员只有校长和一位老师。校长很温和，冻红的鼻尖上老挂着一滴清水鼻涕。老师是孙先生，剃一个光葫芦瓢似的头，学生背后称他“孙光头”。他拿着一条藤教鞭，动不动打学生，最爱打脑袋。个个学生都挨打，不过他从不打我，我的两个不懂事的弟弟也从没挨过打，大概我们是特殊的学生。校长不打学生，只有一次他动怒又动手了，不过挨打的学生是他的亲儿子。这孩子没有用功作业，校长气得当众掀开儿子的开裆裤，使劲儿打屁股。儿子嚎啕大哭，做爸爸的越打越气越发狠痛打，后来是“孙光头”跑来劝止了。 我是新学生，不懂规矩，行事往往别扭可笑。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贼”（北京称为“官、打、巡、美”），我拈阄拈得“贼”，拔脚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我问我干什么。我急得说： “我是贼呀！” “嗨，快别响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 我这个笨“贼”急得直要挣脱身。我说： “我是贼呀！得逃啊！” 她们只好耐心教我：“是赋，就悄悄儿坐着，别让人看出来。” 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了。” 我告诉她们：“贼得乘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 她们说：“女老小姑则”（即“女孩子家”）不兴得“逃快快”。逃呀、追呀是 “男老小”的事。 我委屈地问：女孩子该怎么？ 一个说：“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暄”，“负”读如“步”） 一个说：“到‘女生间’去踢踢毽子。” 大庙东院是“女生间”，里面有个马桶。女生在里面踢键子。可是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键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 不知谁画了一幅“孙光头”的像，贴在“女生间”的墙上，大家都对那幅画像拜拜。我以为是讨好孙先生呢。可是她们说，为的是要“钝”死他。我不懂什么叫“钝”。经她们七张八嘴的解释，又打比方，我渐渐明白“钝”就是叫一个人倒霉，可是不大明白为什么拜他的画像就能叫他倒霉，甚至能“拜死他”。这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多年后我读了些古书，才知道“钝”就是《易经》《屯》卦的“屯”，遭难当灾的意思。 女生间朝西。下午，院子里大槐树的影子隔窗映在东墙上，印成活动的淡黑影。女生说是鬼，都躲出去。我说是树影，她们不信。我要证明那是树影不是鬼，故意用脚去踢。她们吓得把我都看成了鬼，都远着我。我一人没趣，也无法争辩。那年我虚岁九岁。我有一两个十岁左右的朋友，并不很要好。和我同座的是班上最大的女生，十五岁。她是女生的头儿。女生中间出了什么纠纷，如吵架之类，都听她说了算。小女孩子都送她东西，讨她的好。一次，有个女孩子送她两只刚出炉的烤白薯。正打上课铃，她已来不及吃。我和她的课桌在末排，离老师最远。我看见她用怪脏的手绢儿包着热白薯，缩一缩鼻涕，假装抹鼻子，就咬一口白薯。我替她捏着一把汗直看她 吃完。如果“孙光头”看见，准用教鞭打她脑袋。 在大王庙读什么书，我全忘了，只记得国文教科书上有一课是：“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孙光头”把“子曰”解作“儿子说”。念国文得朗声唱诵，称为“啦”（上声）。我觉得发出这种怪声挺难为情的。 每天上课之前，全体男女学生排队到大院西侧的菜园里去做体操。一个最大的男生站在前面喊口令，喊的不知什么话，弯着舌头，每个字都带个“儿”。后来我由“七儿”“八儿”悟出他喊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弯舌头又带个“儿”，算是官话或国语的。有一节体操是揉肚子，九岁、十岁以上的女生都含羞吃吃地笑，停手不做。我傻里傻气照做，她们都笑我。 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 一九八八年八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