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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夕阳

优美散文2021-04-23178举报/反馈


  我回到小镇时候已经临近除夕。正是午后时分,父亲从昏暗楼梯里慢慢走上来,一面问道:“舅爷在哪里?”

  “舅爷?你找阿叔吧?”侄女小凤笑着跑上来,“阿叔,阿公又把我认错了!”

  父亲穿着我往年淘汰的旧衣,肥大得有点古怪。脸瘦得不成样子,头发胡子全白了,腿脚没有一点力气,“我转楼梯头晕,要慢慢走。”

  母亲煮好鸡汤,浇在盛满饭的碗里,端给父亲。“怎么学成这样子,煮好端到面前,递上筷子他就吃。不然他就不吃!”父亲吃饭,一面问我几时回来,路上如何。他舌头微微打结,说话不太利索。筷子捏在手里发抖,不能直奔盘子夹菜。晒台上阳光很旺,越过窗户照在父亲脸上。他的脸像衰败的蘑菇,在阳光里也没有半点鲜色。

  一年功夫,父亲竟然全变样了。这让我心里很难受。在上海这大半年里,我天天都担忧着他。回程归心似箭,一路上也是盼着早点见到他。可真到家了,他就坐在我面前,却又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担忧和牵挂。我问点什么,他就直直盯着我,脸上神色漠然,仿佛不能理解我的话。坐半晌,看看窗外夕阳西斜,他就说要回去了。

  “儿子一年才回来几天,你就住吧。”母亲有点生气。

  “明天我早点出来。”父亲还是执意要走。往东南走七里路才是村里老屋,他一辈子不愿意离开那。十多年前哥哥在镇上置买房屋,母亲也出来带孙子,父亲就在村里独自生活。

  哥哥家门口正对着河溪田野,晚稻收割了,剩下满地干枯禾苗。远处是迤逦滑过的天堂山脉,层层叠叠,苍青冷峻。夕阳坠落山脉上空,变成一片金黄颜色,照得小镇房屋道路都耀眼起来。父亲拿手电筒装进口袋,背影慢慢走向集镇东头,走上通往村庄的小路。

  我千里迢迢,回到了父亲身边。可这又能怎样呢?我无力改变这个老人悲苦的处境。他的这种处境,本身就是对我的残酷拷问。谁若心怀天下,却连至亲都无力奉养,那一定是个戳心的笑话。况且,父母何尝不为我担忧牵挂!积劳成疾、积忧成疾,一大半是为着我的原因吧。

  二

  在我的记忆里,走在这条小路上的父亲不是这样。那时候我还没上学,四五岁年纪。除夕前夜宰了年猪,我和哥哥蹲守灶火旁,要跟父亲去镇里卖猪肉。父亲烧着煤油竹筒,挑着两箩筐猪肉上路。我们走在他跟前,煤油通红的火光照亮一点路面。我磕磕绊绊奔跑,才两里路就走不动了。父亲在猪肉上面铺了胶纸,把我和哥哥装进箩筐,一路挑到镇里去。火光把父亲的身影照得摇摇晃晃,在冬夜凛冽的寒风里,我看到他的脸颊滑下汗珠来。

  在我记忆里,一辈子耕田种地的父亲也从不缺少力气。1999年我念完大学,回到小镇当公务员,算起来已经是16年前。当时,我决心承担起这个家,让年过六旬、将七个儿女抚养成人的父母休养晚年。我当上干部,父亲很高兴。基层工作非常辛苦,我的工资也只有800块钱,但跟当地的农民相比,这已经是很高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从农民变成干部,意味着脱离了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此一辈子的衣食都有了保障,也不用在日晒雨淋里辛苦了。而且,在小镇上,国家干部拥有让人高看一等的身份。对于一辈子跟泥土打交道的父亲来说,这几乎已经是他梦想的终点。

  然而,父亲不愿意停止劳动,休养晚年。春节过后,天气回暖,他又把谷种装进麻袋,压在小河湾里浸泡。鹅黄色谷芽长长地萌发,父亲说:“再种一年吧??”到了春种时节,他像往年一样劳作,没有半点改变。天刚亮他就出门,扛着犁耙赶水牛下田,将浸泡一冬的稻田翻耕成油亮肥腻的泥浆。鹅黄秧苗在水田里变成青绿色,父亲又上坡翻耕旱地,种菜,种豆子,种木薯。他像一只钟表,按照长年累月的惯性,分秒精准地劳作。母亲天天跟着帮手,嘴里辩解说:“这么年轻就不做活,村里人说闲话的。”

  我念小学那几年,每天下午放学后,孩子们三五成群,甚至十几个孩子邀约成队,一列列爬上四面八方山岭斩草捡柴。柴钩打着柴棍子,充满节奏的音律此起彼伏。整片整片山坡,旧草斩光了,新草又长出来。孩子们将柴草挑回家家户户,烧饭,暖水,煮猪菜。还卖给土窑里烧红砖、烧石灰。外乡人也在村口收购柴草,满拖拉机运往外地。

  1984年,二姐始鸣就去深圳进了制花厂,是村里第一批南下打工的人。15年后,村里一半人口——几乎全部青壮年都南下广东打工,全村务农早就盛况不复。

  随着青壮年流出,砖窑、石灰窑不烧了,家里畜禽饲养大减,进山打柴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一些上年纪的老人不再种田,靠外出打工的子女供养过活。父亲看不惯眼,反而在背后说他们闲话:“还能做活就不做了,做‘无忧公’了。”

  盛夏时分,早稻成熟了。清晨太阳爬上山岗,照着山间河谷一畦畦梯田。碧绿稻叶沾满晨露,像一柄柄狭长利剑。黄澄澄稻穗饱满结实,沉甸甸下垂。父亲满心喜悦。他起早贪黑,割稻,脱粒,晒干。农活大忙,姐姐和哥哥都赶回去割稻子。我平生第一次没有帮忙。

  早稻收完,晚稻秧苗早就长起来了。父亲又在刚刚收割的稻田里翻耕,要种植晚稻。

  “早稻收了十几担谷子。”他沾沾自喜地说。

  “十几担谷子,能卖一千块钱吧?”我鄙夷地问道。

  “卖不值钱,买就值钱了。”父亲讪笑着回答。

  “晚稻不要种了,你们两个辛苦大半年,只值我一个月工资。”我念完大学,就指望他们安养晚年,不要在这个岁数做劳累重活。可是父亲半句话都不听,说:“做得动就要做点,不能坐着吃闲饭。”

  我所嫌弃的土地,却被父亲所钟爱。我望而生畏的农业劳动,却是父亲惟一习惯的生活方式。

  三

  理解父亲对土地的感情,也许要从祖父说起。在漫长的年月里,土地一直是穷人的梦想。

  80多年前,小镇常闹饥荒。因为家无寸土,一逢荒年,祖父那一辈人就只能外出逃生,甚至“下南洋”。络绎不绝的饥民翻山越岭,走到梧州的浔江码头,乘坐木头小船南下珠江,换了大船远涉东南亚,在荒岛种橡胶、挖矿石谋生。海外并不太平,姑祖母一家辗转漂泊,远涉重洋到了英国伦敦。祖父谋生不成,为两担稻谷入了行伍打仗。解放战争打响,国民党军队在广西大溃败,祖父捡了条命逃回家乡,却终于还是在解放前夕活活饿死了。祖母眼看也活不成了,将遗腹的小女婴放进竹篮子,挂在屋檐下,自己改嫁给外村一个略有粮食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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