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岁当上《中国时报》驻欧特派员

　　上世纪七〇年代我曾经去法国留学。在这段四年留法期间，我从未打过一天工，倒不是因为我有个富裕的爸爸或者是拿到了奖学金，而是我误打误撞地竟然当上了记者，不但有丰厚的经济收入，而且也让我的留学生涯变得十分多姿多彩。

　　我从小天资并不算太聪敏，加上又早读一年，所以完全需要靠勤奋苦读。我上的高中是在竞争相当激烈的北一女，等考进了台北政法大学外交系，本以为可以稍微喘口气了，但是为了立志留学法国，我在大学的四年期间里，还是仍然丝毫不敢松懈。

　　等到我留学法国的美梦实现了，才发现法国的学风完全是采取荣誉自由制，既无小考又无季考，也不要做报告，只有操生死大权的期末考。平时上课时不点名，要不要上课，或迟到、或早退，悉听尊便，让我真是叹为观止。

　　我为省下学费，拼命日夜苦读，才一年多就通过了博士资格笔试及口试，考完后不免心力交瘁，十分渴望回台湾去看看爸爸妈妈。当时手边的钱不多不少正好够买一张台湾来回的机票，爸爸说那就回家看看也好。

　　那时法国文化及环境部长亚兰.皮费特(ALAINPEYREFITTE)出了一本畅销书《当中国苏醒时，世界就会颤动》，我非常欣赏他的远见与分析，就带了这本书回去。爸爸有一位河南老乡在《大华晚报》服务，就将我推荐给社长耿修业。耿先生问了我一些法国读书的情形，又问我可不可以为报社写些法国风土民情的文章。我说正好我有本法国文化部长刚出炉的新书，是否可以摘译出来？他说也行。

　　接着社长就特别开辟版面，让我作一个小连载。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文章才登出第二篇，《中国时报》海外编辑部就透过关系，找我约谈。余纪忠老板还亲自接见了我，要我回法后就开始写法国的政论报导，论件计酬，每篇稿费是美金五十元。

　　当时我每个月的生活费还不到五十美元，因为我的政大法文教授傅神父，介绍我免费住在法国一户人家里。所以我欣喜若狂，这下回法后就不用打工了。

　　那时候，《中国时报》海外记者或特派员，全是五、六十岁以上的重量级资深前辈，我这个黄毛丫头居然也可以跻身其中，实在是与有荣焉。

　　探亲结束，回到学校里。我深知自己资历尚浅，所以每天特别关注大量法文报刊，收听广播及看电视新闻报导，努力收集第一手资讯。我常常是清晨三、四点起床，六点完成初稿，再花二小时校正及誊写稿件，八时多就可以邮寄出去。因为读书还是我的本业，我暗暗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因为写稿而荒废学业。

　　这段期间我还透过关系，独家访问到了法国文化及环境部长亚兰.皮费特，以及几位法国的知名人士。于是报社又通知我，给我加薪到每篇两百美元，而且把我的头衔由原先的《中国时报》驻欧记者，改为驻欧特派员，那年我刚满二十三岁。

　　后来我当上台湾“国建会”留法学生代表，参加在台北举办的有关会议。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得知我一再被加薪的秘密。原来我的报导，一经刊出，就会广泛被香港，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纸所转载，只是他们都帮我改了名字，文章内容可是一模一样。因为《中国时报》担心我被别人“挖墙角”，所以一路给我加薪。

　　每当我回想起这一段往事，就非常感谢《中国时报》对我的厚爱与栽培，让我过了四年无忧无虑的法国留学生涯。后来，我们又在巴黎创办了《欧洲论坛》，开辟了自己人生的另一页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