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家随笔

　　关于科学家随笔【第一篇】：科学家为什么要人模狗样

　　对于一些野生动物研究者来说，天天都是万圣节。他们装扮成各种野生动物的模样，几乎可以以假乱真。这当然不是自娱自乐或者吸引别人的眼球，而是想获得动物们的好感。

　　伪装不是穿上夸张的动物服装那么简单。

　　真正的伪装，不仅外观可以迷惑对方，连气味、习性和行动方式也会被动物视为同类。伪装成动物的至高境界是掩盖人类属性。

　　人类最容易在动物面前露馅的是气味。卧龙自然保护区中国大熊猫研究与保护中心的饲养员，会在身上喷洒臭烘烘的熊猫粪便和尿液，用以掩盖人的气味。当饲养员和熊猫“臭味相投”，那些呆萌的熊猫幼崽就会感到毫无压力，也不会害怕这些“大熊猫”的“嘘寒问暖”了。

　　仅仅盖住气味还是不够的。美国动物学家布莱迪·巴尔曾经伪装成鳄鱼，深入坦桑尼亚河岸的泥巴洞穴，想接近一群尼罗鳄。他穿戴的鳄鱼头套由玻璃纤维材料制成，身体部分是一个铝制防护框。

　　正当他觉得万无一失时，却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他不是模仿鳄鱼缓慢爬行而是快速移动了一下。一只大鳄鱼察觉出异样，猛地转过身来，把头凑到巴尔跟前，直盯着眼前这个“同类”。

　　如果既想打入动物群体内部，又不想被凶险的它们灭掉，动物之间的排斥感是天然的自我保护利器。哈佛大学一名博士生想要查清楚，是否所有的河马粪便都会引起鱼类的死亡。但问题是，采集水样要冒着被一头或几头4吨重的庞然大物压扁的危险。于是他定制了一艘遥控小船，用仿制的尼罗鳄鱼头做了巧妙的伪装，船里满载着测量水质用的传感器和声呐装置。

　　河马和鳄鱼一直以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所以这个伪装奏效了：小船成功穿越了被几只河马占据着的溪流。

　　利用“易容”的招数接近动物，并不是要伤害它们，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与人类共生的物种。动物不会告诉人类，它到底需要什么。所以，人类要主动倾听它们的心声。

　　巴尔做“鳄鱼卧底”是为了研究尼罗鳄的习性。在动物学界，他是目前唯一研究过全部23种野生鳄鱼的人。几年前，他成功混入层层叠叠的尼罗鳄中间，甚至在鳄鱼尾巴上系上记录器，以便采集鳄鱼的体温数据。

　　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巴拉布市的国际鹤类基金会，员工们打扮成“幽灵”，却并不是为万圣节做准备。他们把自己隐蔽在白色伪装服里，袖口还伸出长长的锥形鸟喙。这是仿生制作的布偶，但看上去和真的并无二致。嗷嗷待哺的美洲鹤幼崽从人工鸟喙里叼走草蜢，就像从母亲口中分享美食一样。

　　国际鹤类基金会的员工们试图扮演成熟美洲鹤的角色，谆谆教导年幼的小鹤如何捕捉草蜢，以适应残酷的野外生活。20世纪40年代，美洲鹤遭到大规模猎杀，栖息地丧失殆尽，野生美洲鹤的数量仅有20只。现在，野生美洲鹤已超过400只，这归功于各国的猎杀禁令和栖息地保护政策——当然，带着人类体温的布偶同样功不可没。

　　一些珍稀野生动物在安逸中逐渐丧失了对捕食者的警惕，有的科学家决定使使坏，让它们意识到危险是无处不在的。乔治·伯格是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的野生动物学家。有一次，他穿着驯鹿服装，装作不经意地将狼的粪便丢在这些大型哺乳动物旁边。令人担忧的是，那些生活在黄石公园里的驯鹿还是很悠然，丢失了一闻到狼的气味就迅速跑开的本能。

　　狼在几近灭绝后又重新回到了它们的领地，但驯鹿对危险的逼近毫不知情。不过，后来的研究显示，驯鹿们很快恢复了警觉——如若不然，它们将会成为狼群的晚餐。

　　在不少人看来，伪装动物真是个糟糕的工作，形象尽毁，还一身恶臭。但有的科学家乐此不疲，他们享受的不是“动物秀”的千奇百怪，而是真正走进动物们的世界。

　　关于科学家随笔【第二篇】：喜欢的一个科学家的随笔——陈之藩《万古云宵》

　　读了一段时间的陈之藩的《万古云宵》，一个科学家的随笔集。是我不太擅长能理解的范畴。正因为如此，才觉得很新鲜，有一种不一样的吸引力。

　　今天读的是《两不立，则一不可见》，算是这个书中比较集中讲述杨振宁和李政道之争的文字。陈先生与杨振宁交好，故在这场罗生门中听到的杨这边的说辞比较多，又加之他一直不在大陆，对于国家需要时杨回国而李政道回大陆这些国内民众在意的情感上的立场会不受影响。所以，在他的立场上，他是不信李政道而信杨振宁的，虽然他从来不在文字中明确，但是谁都看得懂。

　　数学与哲学与科学与文学的融会贯通，我比较喜欢的是他文字中的这些属性，简直是迷人的。比如这一篇到最后，他在叙述了杨李之争后，引用了王船山爱引的《正蒙太和》中的名句：两不立，则一不可见。觉得大道一统，真是太对了。太极和双鱼合抱，任何的分离最后都会合抱，所有的合抱亦将慢慢离析。世间一是大道，而一一定生二……

　　再有是《时代的困惑》这一篇，科技时代的思想。文中有对科技思想的三重反感，录之如下：

　　百年来，科技把地球缩小，把河填满，把山移平。小而探及分子、原子、电子、微子，大而及卫星、行星、恒星、星云……看来无限的疆界确实展现在人们眼前。而同时，污，染于河上，垢，飘于空中，核子的阴影，遍布海洋与大陆……对于科技所促成的进步，由坚定而怀疑了，这是第一重反感；第二重反感，，是美丑善恶与科技的无关，人的内心生活如此重要，科技无法插手进来。对价值的不置可否，是人类对于科技生出的第二重反感；然后是科技只能计算，多是手段而非目的，能列出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词语，却无法写出《哈姆雷特》，手段高明而无补于目的，这是第三重反感。

　　巴斯卡是计算机第一位发明的，他的遗稿中说：信仰，伦理，以及艺术，是根本不可能由数字来导引，用实验来证明的。

　　突然想起巴别塔来，也许就象是这个塔的荒谬与危险。迷信科学的人类，不自知，狂妄、可笑。

　　真庆幸还有佛学

　　关于科学家随笔【第三篇】：傻子和疯子

　　1813年，一个叫伯兰特的化学家，发现木炭具有一定的解毒作用，在那个对中毒基本束手无策的年代，这是个伟大的发现。但他的发现受到科学界的质疑，最终，伯兰特为了证明他的发现，在法国科学院的众人面前，吞下了10倍致死剂量的马钱子碱（加了木炭的）。结果他痛苦地在地上滚来滚去。大家目瞪口呆，却什么也做不了。幸运的是，他挺过来了。从此，他被人称为“不要命的傻子”，但正是这个“傻子”为人类找到了一种重要的解毒剂——木炭。现在，木炭被用于解碱系毒物和防毒面具制造。

　　历史上还有一对著名的“傻帽”——菲尔德医生和莫雷尔教授。菲尔德医生觉得硝酸甘油（也是**的一种成分）对于神经和心脏有帮助。1858年，他尝试喝了一点硝酸甘油，结果立刻脸色发白，瘫倒在地，感觉脑子要爆炸了，脉搏越来越弱，最终他幸运地挺了过来。后来莫雷尔教授接过班，在尝试了40多次服用硝酸甘油之后，他成功地发现硝酸甘油能够扩张血管，并且把握住了合适的剂量。现在硝酸甘油成为缓解心绞痛的标准药物。

　　有些科学家因为举动过于疯狂，而被人当成“疯子”。一百多年前，美国医生克劳德·巴罗为了研究血吸虫致病机理，把自己当成实验标本，多次吞下一些血吸虫成虫，最终让自己染上严重的血吸虫病。巴罗头晕目眩，食欲下降，阴囊出血，并在血液中发现了血吸虫卵，为了检测皮肤里是否有虫子，巴罗切下一块皮，并拒绝麻醉——害怕麻醉影响寄生虫。最终发现皮下也有很多血吸虫。再后来，便血，膀胱日夜剧痛不止，每20分钟就得排尿，体温一直在40摄氏度左右，并且无法行动……最后，巴罗不得不接受锑治疗。锑金属毒性极大，注射到血液里可毒死寄生虫，同时对身体器官造成极大危害，巴罗因此付出了心律失常、血管塌陷、心脏受损的代价。巴罗这样自虐式的“疯狂”，让人类对血吸虫病有了更深的了解，为进一步有效治疗血吸虫病提供了途径。

　　这些被世人唤为“傻子”或“疯子”的科学家，却为世人带来巨大的福音。他们像荒野上的蓬蒿花，无人欣赏，被人践踏，但执意孤独怒放，最终芳香了世界。

　　关于科学家随笔【第四篇】：木匠房里的女科学家

　　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曾提到过一位女科学家，她在德国工作，是研究放射性衰变的先锋。由于当时德国科学界普遍歧视女性，她被迫在物理大楼外一间木匠房里做实验。但就是在这里，她成为了弄懂原子核裂变的第一人。

　　木匠房本该是制造椅子的地方，却在这里诞生了核裂变，这既让人激动，又让人心酸。

　　这位女科学家名叫丽丝·迈特纳。她的真实处境比吴健雄提到的还要糟，她不仅被安排在木匠房里工作，而且还不能随意进入物理大楼，甚至连大楼内的厕所都不允许使用，因此，每次内急她都要一溜小跑到附近的餐馆解决。

　　在如此恶劣的处境中，1918年，迈特纳发现了新的放射性元素，并将之命名为“镤”。她确立了核裂变的概念，但却一直拒绝参与研制核武器。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迈特纳访问哥伦比亚大学时，已是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了。细心的吴健雄很快发现，这位老人有个不良习惯——不洗澡。

　　在哥大，洗澡是每个人的生活常态，所以她的这个习惯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因此吴健雄不得不小心地提醒她，她是否想去洗个澡？她歪着头，调皮地说：“不，她已经‘练’出来了。”因为在她的木匠房里是没有洗澡间的。她的话让吴健雄终生难忘，每次提起都会难过。

　　丽丝·迈特纳终身未嫁，1968年以90岁高龄去世。

　　关于科学家随笔【第五篇】：把科学公式文在身上

　　还记得你用圆珠笔把某个三角形定理或复杂的化学公式写在手臂内侧吗?为了在小考时偷偷瞄上一眼，还是为了打球时显得酷毙了?那时迷恋重金属音乐的你万万没料到，班上物理总考第一、体育总考倒数第一的那小子，多年后比你还要摇滚范儿。

　　2007年，卡尔·齐默在博客上抛出他的“突发奇想”：科学家们会把自己的研究搞成文身吗?几年间，他收到了成百上千幅文身图片，这位美国知名科普作家从中选出一部分结集成书。在这本《科学之墨：沉迷于科学的文身》中，齐默写道：“人们常在皮肤上刺一些代表一生挚爱的名字或者符号，热爱科学的人也不例外。”

　　在亚历山大·克莱斯顿的手臂内侧，一枚菊石化石的图案从臂弯开始，占据了小臂几乎一半的位置。菊石由鹦鹉螺进化而来，有着螺旋形的美丽外壳。在这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主攻人类进化的研究生看来，这种已灭绝的古生物“暗示了生物背后的物质变化和数学过程”。

　　比起克莱斯顿手臂上优雅的螺壳，软件工程师大卫·梅尔兹胸口简直就像堆了一大把乱七八糟的弹簧。“心脏的主要功能就是让携氧血红蛋白在周身循环，进而赐予身体以活力和能量。”梅尔兹表示。原来，这些缠绕的“弹簧”正是血红蛋白的分子结构。

　　在不少读者看来，齐默的著作颠覆了科学家文质彬彬的印象，使他们显得更加叛逆和有趣。

　　“他们是科学家中的摇滚青年，又是文身者中的科学狂人。”一位网友评论说。

　　对这些“叛逆的科学青年”来说，让牛顿和爱因斯坦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简直就是如虎添翼。美国国家计算科学中心的亚当·辛普森就把F=ma和E=mc2分别文在了左右手臂上。他表示，左手的牛顿第二定律解释了行星围绕恒星旋转的奇异角度，右手的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则诠释了恒星为何能赋予行星如此灿烂的光芒。当两条手臂平行抱在身前时，就是两位伟大科学家思想碰撞之时。

　　如果你嫌这两个公式老少咸宜，未免俗套，那么，你一定会喜欢安迪·盖茨右腿外侧的文身。为了庆祝自己投身自行车运动25周年，这位超级粉丝从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戴维·威尔逊的书中，找出了一条概括骑自行车运动本质的公式。“它描述了推动自行车克服日常阻力——如引力、重量、摩擦力以及风阻——所需要的能量。”盖茨说。这条公式从脚踝绵延到膝盖，当盖茨蹬着他心爱的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田间地头，这条公式也就路人皆知了。

　　科学文身也不一定是科学家的专利。音乐家泰勒·罗林斯就在左臂上文了一幅机械草图，这幅草图出自1878年2月19日爱迪生的手笔——世界上第一台留声机的雏形。“我的上帝!”音乐家坦言用文身来纪念这世界上第一台能够记录并重放音乐的机器，并像留声机一样反复“播放”。

　　从考古学到天文学，从黄金比例到卢瑟福原子模型……这些“科学怪人”什么公式模型都敢往身上刻。不过，也有评论不无尖刻地表示，除了达尔文雀和西番莲稍具美感，其他的图案真不怎么样。且看巴西生物学家加布里埃尔·帕托的文身——铺满整个右前胸和右肩膀的蓝色神经网络夹着硕大而鲜红的神经元。虽然帕托认为自己的文身是“以身体诠释了大脑即网络的原理”，但远远望去，简直比梁山好汉史进的九纹龙还暴力!

　　不过齐默似乎看出了科学文身除了纪念和视觉冲击之外更深的意味。这位号称文身博物馆的“馆长”、科学文身专家表示，他的书是通往宇宙的指南，插图就是科学家的身体。齐默的同行，另一位科普作家肯恩则毫不掩饰地赞许道，科学文身是用不朽的身体艺术来表达不朽的科学思想，此书正是精神和肉体之间的鹊桥，“齐默展示了那些激励无数科学家奋斗终生的科学之美”。

　　像海豚恋着海洋，原来，班上那个整天就知道写写算算的四眼仔也可以这么有爱。低头看看手腕，许多年前，我们都在那里画过一只机械手表。那是不是意味着，如今埋头生活琐事的我们。都曾有机会亲自拥抱宇宙的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