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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小鬼

优美散文2021-04-04174举报/反馈
胆小鬼
  
  选自《倾城》(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三毛(1943—1991),原名陈平,祖籍浙江定海,1948年随父母到台湾定居。作家。
  
  这件事情,说起来是十分平淡的。也问过好几个朋友,问他们有没有同样的经验,多半答说有的,而结果却都相当辉煌,大半没有挨打也没有被责备。
  
  我要说的是──偷钱。
  
  当然,不敢在家外面做这样的事情,大半是翻父母的皮包或口袋,拿了一张钞票。
  
  朋友们在少年的时候,偷了钱大半请班上同学吃东西,快快花光,回去再受罚。只有一个朋友,偷了钱,由台南坐火车独自一人在台北流浪了两天,钱用光了,也就回家。据我的观察,最后那个远走高飞的小朋友是受罚最轻的一个,他的父母在发现人财两失的时候,着急的是人,人回来了,好好看待失而复得的儿子,结果就舍不得打了。
  
  小孩子偷钱,大半父母都会反省自己,是不是平日不给零用钱才引得孩子们出手偷,当然这是比较明理的一派父母。
  
  我的父母也明理,却忘了我也需要钱,即使做小孩子,在家不愁衣食,走起路来仍期望有几个铜板在口袋里响的。
  
  那一年,已经小学三年级了,并没有碰过钱,除了过年的时候那包压岁钱之外,而压岁钱也不是给花的,是给放在枕头底下压着睡觉过年的,过完了年,便乖乖地交回给父母,将数目记在一个本子上。大人说,要存起来,作孩子的教育费。
  
  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期待受教育的,例如我大弟便不,他也不肯将压岁钱缴还给父母。他总是在过年的那三天里,跟邻居的孩子去赌扑克牌,赌赢了下半年总有钱花,小小年纪,将自己的钱支配得当当心心,而且丰满。
  
  在我们的童年里,小学生流行的是收集橡皮筋和《红楼梦》人物画片,还有玻璃纸──包彩色糖果用的那种。
  
  这些东西,在学校外面沿途回家的杂货铺里都有得卖,也可以换。所谓换,就是拿一本用过的练习簿交给老板娘,可以换一颗彩色的糖。吃掉糖,将包糖的纸洗洗干净,夹在书里,等夹成一大沓①〔沓(dá)〕量词,用于重叠起来的纸张或其他薄的东西。了,又可以跟小朋友去换画片或者几根橡皮筋。
  
  也因为这个缘故,回家来写功课的时候总特别热心,恨不能将那本练习簿快快用光,好去换糖纸,万一写错了,老师罚着重写,那么心情也不会不好,反而十分欢喜。
  
  在同学里,我的那根橡皮筋绳子拉得最长,下课用来跳橡皮筋时也最神气。而我的母亲总弄不懂为什么我的练习簿那么快就会用完,还怪老师功课出得太多,弄得小孩子回家来不停地写了又写。
  
  也就在那么一个星期天,走进母亲的睡房,看见五斗柜上躺着一张红票子──五块钱。
  
  当年一个小学老师的薪水大约是一百二十块台币一个月,五块钱的价值大约现在的五百块那么多了,也等于许多许多条彩色的橡皮筋,许多许多《红楼梦》里小姐丫头们的画片,等于可以贴一个大玻璃窗的糖纸,等于不必再苦写练习簿,等于一个孩子全部的心怀意念和快乐。
  
  对着那张静静躺着的红票子,我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两手握得紧紧的,眼光离不开它。
  
  当我再有知觉的时候,已经站在花园的桂花树下,摸摸口袋,那张票子随着出来了,在口袋里。
  
  没敢回房间去,没敢去买东西,没敢跟任何人讲话,悄悄地蹲在院子里玩泥巴。母亲喊吃中饭,勉勉强强上了桌,才喝了一口汤呢,便听母亲喃喃自语:“奇怪,才搁的一张五块钱怎么不见了?”姐姐和弟弟乖乖地吃饭,没有答理,我却说了:“是不是你忘了地方,根本没有拿出来?”母亲说不可能的,我接触到父亲的眼光,一口滚汤咽下去,烫得脸就红了。
  
  星期天的孩子是要强迫睡午觉的,我从来不想睡,又没有理由出去,再说买了那些宝贝也不好突然拿回来,当天晚上是要整理书包的──在父母面前。
  
  还是被捉到床上去了,母亲不肯让人穿长裤去睡,硬要来拉裤子,当她的手碰到我的长裤口袋时,我呼一下又涨红了脸,挣扎着翻了一个身,喊说头痛头痛,不肯让她碰我。
  
  那个样子的确像在发高烧,口袋里的五块钱就如汤里面滚烫的小排骨一样,时时刻刻烫着我的腿。
  
  “我看妹妹有点发烧,不晓得要不要去看看医生。”
  
  听见母亲有些担心的在低声跟父亲商量,又见父亲拿出了一支热度计在甩。我将眼睛再度闭上,假装睡着了。姿势是半斜的,紧紧压住右面的口袋。
  
  夏天的午后,睡醒了的小孩子就给放到大树下的小桌边去,叫我们数柚子和芭乐,每个人的面前有一碗绿豆汤,冰冰的。
  
  姐姐照例捧一本《西游记》在看,我们想听故事,姐姐就念一小段。总是说,多念要收钱,一小段不要钱。她收一毛钱讲一回。我们没有钱,她当真不多讲,自己低头看得起劲。有一次大弟很大方,给了她两毛钱,那个孙悟空就变了很多次,还去了火焰山。平日大弟绝不给,我就没得听了。
  
  那天姐姐说《西游记》已经没意思了,她还会讲言情的,我们问她什么是言情,她说是《红楼梦》──里面有恋爱。不过她仍然要收钱。
  
  我的手轻轻摸过那张钞票,已经快黄昏了,它仍然用不掉。晚上长裤势必脱了换睡衣,睡衣没有口袋,那张钞票怎么藏?万一母亲洗衣服,摸出钱来,又怎么了得?书包里不能放,父亲等我们入睡了就去检查的。鞋里不能藏,早晨穿鞋母亲会在一旁看。抽屉更不能藏,大弟会去翻。除了这些地方,一个小孩子是没有地方了,毕竟属于我们的角落是太少了。
  
  既然姐姐说故事收钱,不如给了她,省掉自己的重负。于是我问姐姐有没有钱找,姐姐问是多少钱要找,我说是一块钱,叫她找九毛来可以开讲谈恋爱了。她疑疑惑惑地问我:“你哪来一块钱?”我又脸红了,说不出话来。其实那是整张五块的,拿出来就露了破绽。
  
  当天晚上我仍然被拉着去看了医生。据母亲说给医生的病况是:一天都脸红,烦躁,不肯讲话,吃不下东西,魂不守舍,大约是感冒了。医生说看不出有什么病,也没有发烧,只说早些睡了,明天好上学去。
  
  我被拉去洗澡,母亲要脱我的衣服,我不肯,开始小声的哭,脸通红的,哭了一会儿,发觉家里的工人玉珍蹲着在给洗腿,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五块钱仍在口袋里。
  
  穿了睡衣,钱跟过来了,握在拳头里,躲在浴室不出来。大弟几次拿拳头敲门,也不肯开。等到我们小孩都已上了床,母亲才去浴室,父亲在客厅坐着。
  
  我赤着脚快步跑进母亲的睡房,将钱卷成一团,快速的丢到五斗柜跟墙壁的夹缝里去,这才逃回床上,长长的松了口气。
  
  那个晚上,想到许多的梦想因为自己的胆小而付诸东流,心里酸酸的。
  
  “不吃下这碗稀饭,不许去上学。”
  
  我们三个孩子愁眉苦脸地对着早餐,母亲照例在监视,一个平淡的早晨又开始了。
  
  “你的钱找到了没有?”我问母亲。
  
  “等你们上学了才去找──快吃呀!”母亲递上来一个煮蛋。
  
  我吃了饭,背好书包,忍不住走到母亲的睡房去打了一个转,出来的时候喊着:“妈妈,你的钱原来掉在夹缝里去了。”母亲放下了碗,走进去,捡起了钱说:“大概是风吹的吧!找到了就好。”
  
  那时,父亲的眼光轻轻地掠了我一眼,我脸红得又像发烧,匆匆地跑出门去,忘了说再见。
  
  偷钱的故事就那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奇怪的是,那次之后,父母突然管起我们的零用钱来,每个小孩一个月一块钱,自己记账,用完了可以商量预支下个月的,预支满两个月,就得──忍耐。
  
  也是那次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父亲给了我一盒外国进口的糖果,他没有说慢慢吃之类的话。我快速地把糖果剥出来放在一边,将糖纸泡在脸盆里洗干净。然后一张一张将它们贴在玻璃窗上等着干。
  
  那个下午,就在数糖纸的快乐里,悠悠地度过。
  
  等到我长大以后,跟母亲说起偷钱的事,她笑说她不记得了。又反问:“怎么后来没有再偷了呢?”我说那个滋味并不好受。说着说着,发觉姐姐弟弟们在笑,原来都偷过钱,也都感觉不好过。这一段往事,就过去了。
  
   (责任编辑: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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