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哥

选自《诗刊》1980年9月号，有改动。

臧克家老哥哥活了七十多岁，在我家劳动了五十多年。他二十几岁到我家作长工，论年纪比我曾祖父还略长，曾祖父以哥哥称呼他。我祖父、父亲都是从他眼底下长起来的，都叫他老哥哥。我也是这样。他姓李，没有名字，他是我家四辈的老哥哥，好像这就是他的名字似的，老哥哥叫起来多亲切、多好听啊。从我记事开始，老哥哥已经老了，但我听说他壮年的时候是一条铁汉子，干起活来像条牛。秋收季节，四斗布袋在他的肩头打挺。老哥哥为人非常和善，孩子们都喜欢他。老哥哥对我可真好呀，时常和蔼地带着笑容抚摸我的头，讲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给我听，我觉得天下的老人再没有比老哥哥更善良的了。

听说他的家就在焦家庄子，紧靠我们的臧家庄。可是，他从来没回过家，我也不知道他家里有什么人。他会说故事，虽然嘴并不巧，但故事对孩子的吸引力是强大的。我祖父小时候，央求他讲故事的时候总是说：“老哥哥，这时你对我好，长大了，我赚钱养你的老。”我父亲和我小的时候，也说着同样的话。可是，到了祖父当家作主的时候，他成了老哥哥的“四老爷”，老哥哥呢，却变成为他口中的“老李”了。我父亲成了“大相公”，我被称为“少相公”了。

我祖父为人十分严厉、苛刻，整天板着一张铁脸，不多说话，对老哥哥无情无义。在他眼目中，老哥哥成了一个吃闲饭、多余的废料了。老哥哥每次赶集回来，我看到他站在地下，向躺在**烟灯旁边的祖父报账的狼狈样子，心中难过，但不敢言。为了一个铜板对不起账来，或是为了买的鱼不新鲜，就得受无言的申斥，他已经神经麻木了，站在那里像一块木头。难受的是旁观的我。

他的工作就是赶赶集，喂喂驴，扫扫院子，七十多岁了，精力已经用尽，像一棵甘蔗，甜水给人家吮咂尽了，而今只剩一点残渣了。他有空就躺在小耳屋的炕上，冬天老人怕冷，喜欢个热炕头。老哥哥精神不济，身子一沾炕就打起呼噜来了。这个热炕头就是他晚年的安乐窝。可是，灾难就出在这个热炕头上。祖父持家时，我家经济已困难，冬天烧草是个大问题，老哥哥烧炕的几把草就牵连到祖父的经济核算。有一天，老哥哥烧炕不小心，把我小叔叔的一只鞋子烧掉了，祖父大动肝火，把老哥哥赶走了。老哥哥什么话也没说，也没哀求，也没争取留下。他收拾起衣物，一生的家当，只是一个小包包，工资结算，十二吊钱。他，辞别了他为之劳动了一生的别人的家，辞别了给了他温暖也给他闯了祸的热炕头，辞别了我这个小孩子，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一步一步地、艰难地移动着老迈的双腿，走上往焦家庄子去的小土径。我牵着衣角送他，流着眼泪送他，心里想，从来没听说老哥哥有家，也没见过老哥哥的家人来探望过他，今天，他一个日暮残年的孤老去投奔谁呢？后来，才知道，他有个侄子，为人忠厚，老哥哥去的，就是他侄子的穷家呀。此后的情况，那就不问可知了。

1929年，我在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读书，祖父去世，我回家了，埋葬了祖父之后，我把老哥哥请到家里，和我睡在一个炕头上。这时，他已老态龙钟，疲惫不堪了。我原想和他谈谈往事，使他得到一点温暖，我对他，觉得比祖父还亲。我对他的这种真挚深厚的感情，也包含代替我的祖父向他深致歉意的含意。而他呢，过去的一切，全不放在心上，好像没有那么一回事似的。对于我的这种热情招待，反而觉得有点不安。他耳背，说句话像打雷，身子一沾炕便打起鼾来，夜间咳嗽，睡不宁帖①〔宁帖〕安稳。。我本想留他多住几天，与其说使他老人家得到一点享受，还不如说使我自己得到一点安慰。第二天一大早，他便起身告辞，我一再恳切挽留他，他纯朴而又真诚地说：“夜里咳嗽吐痰，叫你睡不好，我要回家。你待人真好啊，多大了，还和小时候一样。”听了他的话，看看他的样子，我没法再留他了。临走，我把六块现大洋①〔现大洋〕银元。塞在他的手里说：“这点钱，你带着用吧。”我不说明，他会明白我的一点心意，这就是：劳苦了一辈子，不能光着身子入土，买副薄棺材板吧。他满脸激情，但只是“真是，真是”嘟噜了两声，这“真是”二字，代表这个敦厚老人的千言万语呀。我送他出了村，站在高处，看他一个人一步一步地下了坡，远了，远了。从此永别了，我的老哥哥！五年以后，我在临清中学教书，有一年暑假我回了家乡，听说老哥哥已经下世了。我一个人跑到焦家庄子去，找到了他的侄儿──一个朴实厚道的农民，让他带我到老哥哥的坟墓上去。在荒凉的阡〔阡〕指通往坟墓的道路。头上，一黄土，坟前连棵小树也没有，也没有一只鸟儿来这儿唱歌。老哥哥在人间活了七十多个年头，受了七十多个年头的罪，活着的时候，孤零零一个人，死了，孤零零一口坟。这是老哥哥的命运，也是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民命运的一个缩影呀。我回忆往事，在坟前徘徊又徘徊，心里充满了悲愤的情感。

老哥哥虽然不在人间了，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