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命人”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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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命人”自传 选自《外国文化名人自画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张羽译。 1869年3月14日〔1869年3月14日〕据文献查明，高尔基生于1868年3月16日。，我生于尼日尼诺戈罗德。父亲是士兵的儿子，母亲是小市民。祖父做过军官，因残酷虐待部下而受到尼古拉一世的降职处分。这个人粗暴到这种程度，致使我的父亲在10岁到17岁之间从家中逃跑五次。父亲最后一次成功地永远脱离了家庭──他从托波尔斯克徒步到尼日尼城，在那里给一个挂帷幔的匠人当了学徒。看来他有天赋，也识字，22岁时，科尔沁（现为卡尔波瓦）轮船公司就指派他做阿斯特拉罕办事处的主任。1873年由于受到我的传染，死于霍乱。从外祖母的话中可以看出，父亲是一个聪明、善良和非常愉快的人。 外祖父是从做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发迹的。沿伏尔加河拉了三趟纤，他就成了巴拉赫纳的商人扎耶夫的商船队的纤头，后来从事染线，发了财，在尼日尼城开设了大规模的染房。不久他就在城内购买了几所房屋和三爿印花和染布的作坊，当选为行会的首领，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三届共九年，后来因为没有选他做手工业行会的头领，他感到受了污辱，辞了职。他笃信宗教，专横到残忍的地步，吝啬到病态的程度。活到九十二岁，在临死前一年，1888年，发了疯。 父亲和母亲是“私奔”结婚的，外祖父当然不能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嫁给一个出身卑微、前途渺茫的人。我的母亲对我的一生没有任何影响，她认为我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因而不爱我，她将要再嫁之前，就已把我完全交给了外祖父。外祖父从《圣诗集》和日课经开始了对我的教育。后来，七岁的时候，送我上了学。我在学校学习了五个月，学习得不好，我憎恨学校的制度，也恨同学们，因为我总是喜欢独自一个人待着。我在学校感染上天花之后就辍了学，以后再也没有复学。这时我的母亲患急性结核病死了，外祖父也破了产。外祖父家是个非常大的家庭，因为两个儿子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孩子，都同他生活在一起。在这个家庭里，除外祖母这位善良得令人惊叹的、勇于自我牺牲的老太婆外，谁也不喜欢我。我终生都将带着热爱和崇敬的感情怀念她。我的舅父们都喜欢日子过得痛快，也就是喝得、吃得又多又好。喝醉之后，通常是互相殴打，或者与客人打（我们家里的客人向来是很多的），再不就是殴打自己的老婆。有时候也打我。在这样环境里谈不上任何智力的影响，况且我的亲属都是半文盲。 八岁那年我被送进鞋店当“小伙计”，但两个月后，我被滚开的菜汤烫了双手，被老板打发回外祖父家。伤愈后，外祖父把我送到远亲绘图师家做学徒，但过了一年，由于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从他那里跑了出来，跑到轮船上给厨师打下手。他是近卫军的退伍军士，米哈依尔?安东诺夫?斯穆雷，一个有着惊人的体力、粗鲁、读过很多书的人，他唤醒了我读书的兴趣。在这之前，我厌恶书籍和一切印刷品，但是，我的教师用打骂和爱抚迫使我相信了书的伟大意义，爱上了书。第一本使我高兴得发狂的书是《大兵如何搭救彼得大帝的故事》。斯穆雷的整整一个箱子都塞满了大多是皮革面的小开本书，这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奇特的图书馆。那里既有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也有埃卡尔特高森的书；既有《同时代人》杂志，也有安?拉德克利福的书，有1864年度的《火花》杂志，也有《信仰的磐石》，还有小俄罗斯语的书。 从生活的这个时刻起，我开始阅读所有落到手上的书籍。从十岁开始写日记，把从生活中和书本中得到的印象记录进去。后来的生活各种各样，非常复杂：我离开厨房，再度回到绘图师那里，以后卖过圣像，在格里亚齐──察里津铁路做过守夜人，烤制过面包，住过贫民窟，几次徒步游历过俄罗斯。1888年，在喀山生活时，第一次结识大学生们，参加了自学小组。1890年，我感到在大学生中间没有找到自己应做的事，又去旅行。从尼日尼走到察里津，穿过顿河区、乌克兰，进入比萨拉比亚，又从那里沿克里米亚南岸到库班，到黑海。1892年10月，我住在第比利斯，在那里的《高加索报》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特写《马卡尔?楚德拉》。我受到很多赞扬，返回尼日尼后，我尝试为喀山的《伏尔加信使报》写短小的故事，报社都满意地接受并登载出来。我把特写《叶美良?皮里雅依》寄往《俄罗斯新闻》──也被接受并发表出来。或许我在这里应该指出，地方报纸发表初学者的作品，容易得确实惊人。我认为，这应该表明，或者是编辑先生们极为善良，或者是他们根本没有文学嗅觉。 1895年，《俄国财富》（第6期）登载了我的短篇小说《契尔卡什》，《俄国思想》杂志（不记得是哪一期了）发表了对它的评论。同年《俄国思想》刊出了我的特写《错误》──似乎没有反响。特写《苦闷》1896年发表于《新语》杂志，评论见《教育》10月号。翌年3月，在《新语》发表了特写《柯诺瓦洛夫》。 (责任编辑：副主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