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主义的尾巴之(算命)
十岁那年,我脖子上生出了一个肿块,父亲带我找到村里医疗室的挺爷,挺爷看了看,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然后又找到了镇上老王,老王诊所里的老王同样表视无奈。外婆跟我母亲说:八爷能治,母亲就带着我就找到八爷,我这也才知道了八爷。 八爷原名李七一,不知道什么的,村里人就给他凑成了“八”,八爷自小吃百家饭长大,以给人算命为生,文革时算命先生作为封建主义尾巴的代表,成了村里人批斗的对象,八爷的一只眼给打瞎了,一条好腿也是那时候被打成了瘸腿。因此,下地干不了活,只好在村里农场给生产队喂猪。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土地开始承包到户,人类自然而然地划分出了三六九等,村里的公猪就分给了八爷,八爷就赶着它沿着村路给其他养猪的农户配种,赚点生计。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都在过着饥肠辘辘的日子,而他们却又被统称为“四有”青年,面对现实,他们总是显得怅然若失。 于是,封建主义的尾巴在那个共产主义依然遥遥无期的年代,又开始悄悄地长了起来。没办法,给母猪配种根本就养不起公猪和八爷这两个相依为命的雄性生物。八爷以给母猪配种做为掩护,暗地里偷偷的给人看相算命。 找八爷算命的代价是一碗糯米外加两块钱,按着八爷的说法是,糯米是给神仙进的贡,金钱是给神仙捐的香油。就这个价格在那个时候也算不便宜的了。不过,大多数人在万般无奈之下,还是愿意到八爷那里寻找一个心理安慰的。 后来,改革开放的步伐放的越来越宽,就连村的干部也免不了要到八爷那里问个仕途吉凶,八爷也就在附(jìn)几个村有了点名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大,八爷算命的价格也从两元涨到了十元、二十无不等,不过糯米倒是免了。 每到赶集日八爷还要到镇上摆摊算命。虽然算命的行当不为多数人所认可,但你不能否认,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游,算命术士也有艳阳天。 长塘镇有一条街,专门是给人看相算命的,而且这条街还是增加税收的一种途径,一个摊位两块钱一天,不管你摆卖什么都可以。每到集日,周易大师及云游术士们就汇集在这里,还有的就是从四方八来这里找人算命看风水的,甚至还有从市区里开车来的。这也算是小镇里一道亮丽线的风景吧。 然而时光如动车,岁月如高铁。自从文明的脚步兴致勃勃地踏进了小镇的人间烟火,老一辈人慢慢吞吞的步调哪里还能跟得上时代的急风骤雨?在这条街上,曾经有许多人能道出人生的百态、世间的冷暧,然而如今,当他们站在眼前这条人潮涌动的十字路口时……伤感了。他们终于明白,所谓的命运,其实就是目睹自己渐渐苍老却又无可奈何的过程。扒爷也只是他们中间的一个罢了。 我的堂舅四十五岁也算老来得子了,无奈孩子生下来就是个病秧子,寻了好多医师都治不好,就找到了八爷,八爷给开了几符中药,又给占了一卦,说这孩子命还算硬,就着了个死劫,我给他改改命,准能活到八十八。结果刚过了一个月,孩子就死了,恨得堂舅直骂娘,从那以后,就极少有人再去找八爷算命了。 直到清明的前一天,村里有人去找八爷看风水,敲了门没有应答,就推了门进去,发现八爷直躺在地上,已经断气了。“算不尽芸芸众生微贱命,回头看五味杂陈奈何天。”相术算命曾经以村庄特殊的符号,在那个年代风霏一时,而后又消消的淡退。许多人临死的时候,回顾自己走过的一生,却又悔恨心头泪眼汪汪,这大概就是人的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