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北方

一般，人只有一个故乡，我有两个；都在北方，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北。

5岁的时候，我从西北来到东北。那是我第一次走出故乡，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从一个村庄进入另一个村庄。

长途跋涉之后，我们终于在那个村庄的某一个院子里歇了脚。不知道院子是谁的，房子是谁的，只惊讶地发现，院墙不是土垒的，是一排排的树干直直地插入地里。没见过那样的树，白皮的。一个角落里码着高高的圆木。房子里靠窗的地方有一口井，伸出一个铁脑袋瓜，可以自己压水，冰凉的地下水“哗啦啦”地往外涌。我没见过世面，小眼睛睁得很大，目光滴溜溜乱转，穿过白桦树干的间隙，溜出去，溜上满树的山。

刚到夏天。我看惯了黄土的眼睛被绿蒙住了。绿堵得人喘不过气。绿得密，绿成暮色，黑色。绿蔓延到天上。到处能听到风，“呜”、“呜”，还有其他叫声，像狗，像狼。我进入丛林，一种叫榛子的硬壳的东西，比核桃小，砸开绿色的皮——裂开的皮冒着绿汁，能渗入皮肤——我很贪吃，砸得多，手被染成绿色，好几天不褪，甩起来像两把小蒲扇。榛子的果实嚼起来有点像杏仁，却没杏仁阴险，吃多少都行，可以放心地吃饱。我在丛林中奔跑，很快进入黄花遍地的田野，像一只小花狗，藏着、猫着，和村里的孩子玩游戏。鼻子里满是花香，脸上蓄着风。我顶着不浓不淡的阳光，跑过去，跑过来。母亲的呼唤顺着风飘来，她不需要很费力，站在院里喊，第一声进入我的耳膜，第二声进入我的意识，第三声进入我的思想，我知道该回了。像虫子一样爬到尽头，站起身，拍拍土，一溜小跑，跑进院儿，跳进屋。我身上没多少土，东北的土沉，上不了身。我和母亲，都不再是土人。

母亲不需要再上山，山上没她的作物。母亲养猪，养得膘肥体壮；种菜，种得满园飘香。也在部队的苗圃种树，种一棵树能挣多少钱，小孩子不知道。但种树和拉车的区别，我晓得，母亲更晓得。母亲种树时肯定会想起故乡，土黄的山，土黄的路，整日土人或者泥人，一身汗腥。她一定在想这树要能种到那山上该多好。后来，有一年，我上学了，母亲给了我很多树种，同学们也收集了很多树种，大家把树种寄到我的故乡。我想象一棵棵树渐渐长高，长大，长密。如果我再回去，我就爬上树，站在树上，迎着风，望着山，使劲地喊叫。

只是，若干年后，当我和母亲回到故乡时，我惊异地发现，山还是那山，路还是那路，村还是那村，屋还是那屋，能看到树，少得可怜。还是少雨，少水。除了庄稼地，一眼的黄。阳光很凶，要从我们身上刮下什么。我望着山，母亲也望着山。我隐约看到母亲在山上劳作的影子——那些苦得掉渣的岁月，母亲拉着一车猪粪或者牛粪上山，我被绑在粪上，干粪纤维在风中飞舞，钻进我的鼻孔、耳朵眼，迷了我的眼。

故乡与故乡，真的不一样。

这时，我已成为一个城里人，有了城里的户口本。我非常想在阳台上种一棵树。我在故乡找过树，杨树，柳树，大的移不过来，小的与母体连着根。我很胆怯，找树的时候偷偷摸摸，挖故乡的可怜的树，挖故乡的可怜的根，不道德，也不体面。我想把城里路两旁的松树挖一棵栽到阳台上——用一把铁锹，将松树的根与周围的泥土完美地分离。

还想种花，种草。

但我知道，树是执拗且倔强的，它的根那么不情愿上楼。钢筋混凝土让它恶心。暖气让它窒息。我们的指指点点，让它仿佛受到羞辱。它被迫与非泥土的物质结合，像城里人做的夹生饭，像过去的包办婚姻，萎靡，一蹶不振，奄奄一息。

几番蠢蠢欲动，终于也没能在阳台上种上一棵树。来历不明的树禁不住母亲盘问。焦灼与焦躁，让我等不住一颗树种萌芽。

我有时站在阳台上，想一想老家，黄的土，光秃秃的山，鼻翼中依稀还有干粪的气味；想一想另一个故乡，黑的土，蓊郁的山，鼻翼中满是清香。

我最后的释然并非来自大彻大悟——西北偏北，东北偏北，两个北方，都容了我。

我见了原始的山，喝了原始的水，闻了原始的香，听了原始的风。

生活的磨难，生于北方，又逝于北方。

念想，让它挂在心头的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