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遗产

我从小就知道父亲是个会计，因为人们都称呼他“李会计”，起初我以为那就是他的名字，后来又以为那是他的官职。不论调动到哪个单位，父亲都是当会计，幼小的我误认为这会计必须由他来当，别人当不了。我也一直以此感到自豪。

1950年，父亲考入县二中上初中，1954年毕业，其间休学一年回乡修水库攒学费。那时新中国刚建立，亟需各类人才，县政府直接到中学招收品学兼优的毕业生录为国家工作人员。父亲所在的班招了4人，他有幸名列其中。最初，他被分配在一个区公所粮食股当保供员，一个人守住一座粮仓，后来经过专业培训当上统计员。县里成立粮食局后，又经过一次专业培训，他调到公社粮站当会计。之后除了短期的下放农村和参加县革委工作队之外，先后从粮食部门调到水利部门，再调到农业部门和工商部门，一直都是做会计工作。文革期间修建青山垄水库，那是当时郴州地区唯一的一座大型灌溉水库，相邻三县调集十万民工大会战，父亲在县革委工作队工作后调入水库工程指挥部当会计，水库工程完成后调入县农科所当会计。

父亲只有初中文化，虽有几十年的财会工作经验，为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年过五旬仍坚持参加专业理论学习和培训，通过鉴定考试先后取得珠算技术等级证和会计证，又参加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的专业学习和预算会计师培训班，取得预算会计专业大专级培训班结业证书，成为全县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后首批仅有的两名会计师之一。

在生活中，他是个随和大度的人，极少与人计较。有时偶尔从市场上买把菜回来，又老又贵，被母亲说得一无是处。但在他的财会室里却锱铢必较，他不仅对数字特别敏感，而且会跟任何人较真，不论那人是经手人还是“一把手”。人们都说他是算盘吊在屁股上走的人，每言事必先算账，算账必认真，由此得了个“铁算盘”的雅号。也因此常得罪人，单位里不少人跟他保持一种微妙的关系，不近也不远。有敬他的，有怕他的，有惹不起却又躲不开他的，单位里凡是与钱财打交道的人都绕不开他。

会计的日常工作就是算账、结账、做账，做起来枯燥乏味。在父亲的日程表里，几乎没有节假日，有时甚至不分白天黑夜，家里的事全由母亲一人操持。如果要他去拉关系求人办事，他会显得束手无策，而且极不情愿。但只要是财务上的事，他都能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从未犯过难。那时，我们家不论搬到哪里，都是住在单位院子里，父亲到家里似乎就是吃饭睡觉，母亲说他是来住旅社的。他总是一有时间就窝在办公室里拨算盘，只要有一分钱对不上就必须重新来过，直到账面完全相符为止。每到月底，特别是到年终结算那阵子，他几乎是一杯茶一根烟，一只算盘到天明。

自从把自己捆在算盘上后，父亲便不再有旁的兴趣。家里除了他那些财务制度汇编一类的业务书，便没有其他的藏书。那些书是他工作的准绳，每次搬家都会优先带上。父亲做过的最大的“官”是财会股长，“按财务制度办”是他嘴上唯一的一句“官话”，他办起财务上的事来近乎教条，连单位的“一把手”也拗不过他。在修建青山垄水库期间，由于搞突击式大会战，限于当时的特定条件，管理不规范，尤其是白条现象严重，有的将烟盒纸反过来写个条子就能报账领钱。父亲面对每一张票据都要反复核查，有时一天到晚处于争吵之中，但无论对方怎样吵闹，他手中的尺度始终丝毫不松。有人劝他，何必那么较真，搞得如此复杂。他却认为，这恰恰是最简单有效的管理，不这样做才会更复杂。在他眼里，规章是铁的，算盘是铁的，账本是铁的，这是谁也不能让他动摇的。

改革开放之初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父亲正在县良种场当会计，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他率先探索制定科学合理的承包管理方案，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认可，在全地区农业场所推广。1982年3月底，他接到郴州地区行署农村办的聘任书，被聘为全区农场会计培训班兼职教师，为期两个月。那是个尊重知识的年代，这期全区农业干部培训班开设了多个专业班，授课老师均为地区师专和农校的在职教师，从县级基层抽调的教师只有父亲一人。这让我们全家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20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调入县工商局，当时国家的市场机制尚未健全，他结合工作实际，大胆改革管理体系，制定了工商票证管理办法，在全地区推广。1990年9月初，他再次以出色的业务能力被郴州地区工商局聘为全区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财会培训班教师，再次被“拔高”使用。父亲凭着自己几十年对财会事业的热爱和辛勤付出，得到行业的认可，多次被评为财会先进工作者，荣获国家财政部从事财会工作三十年荣誉证章和国家农牧渔部农牧渔业财会荣誉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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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父亲还没等到退休就走了，临终前常说起自己的人生，他带有愧意地跟我说：“这辈子生养了你们五兄妹，把你们拉扯大，多亏了你妈妈，她没有正式工作，吃了很多苦。很长一段时期家里不得不借债度日，你是家中老大，参加工作后着实帮了家里一把，刚还清了旧账，仅有的微薄积蓄又被我治病花光。目前除老满还在部队服役外，你们几个大的都参加了工作，成了家，孙子外孙也有了，我对此已没有遗憾，只是这辈子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临终前一天，父亲交待我，在他的卧室里有一包旧账册，用牛皮纸包好装在一个纸箱里，这是他唯一可交待的东西。

父亲人生的最后三四个月在省城住院治疗，直至离开人世再没回过自己的家。清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属于他个人的东西仅有简单的几样：一只戴过几十年修过不知多少次，如今不再走动的延安牌手表，一只晚上放在枕边常常听到入睡忘了关机，如今已不再发声的袖珍式收音机，几枚财务上用过的私章和一些荣誉证书等。我小心地打开那包用牛皮纸包好的旧账册，里面有他工作过的几个单位的财会移交清册和账本，虽然有的早已超过法定保存期，但他仍叮嘱我一定要保存好，任何时候都要经得起审核。

睹物思人，看着这些装订整齐的账册和一丝不苟的笔迹，父亲伏案拨算盘、记账、装订的忙碌身影，为一张不规范的票据而与人争执的僵持情形，以及他清贫一世而刚正坦荡的人生风采，都一一浮现在眼前。这是父亲对世界和自己的交待。我的双手突然一沉，这包账册一下子变得很重，重过一切物质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