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陪我去上班

1992年我高考落榜后，父亲咬咬牙不惜花费了1万多元巨款，给我买了“农转非”户口。通过社会关系让我招工进全民单位。那时我一个人在外租房，自己性格内向憨厚老实，加上车间领导临时给我调换工种，生活工作压力太大，整天沉默寡言、郁郁寡欢。

我刚要转正的前一个月，车间领导建议我家人带我去精神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我得了精神忧郁症，建议我住院治疗。当时工厂试用期还没有到，如果我住院，工厂就会直接给我除名。为了让我能继续留在工厂上班，父亲无奈之下，不得不从农村老家赶到城里来，他主动辞去村大队会计工作，陪我一起到城里租房子，住在我的宿舍里。父亲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起居，他每天烧饭给我吃，帮助我洗衣服，还和我一起聊天与我交流思想，帮我制订工作生活计划，有空隙时间还带我一起去散步与走亲访友，让我早日走出抑郁症的阴影。

农忙时节到了，父亲只好丟下精神忧郁症的我，回家帮助母亲收割庄稼，那时农忙劳动强度特别大，大多数是人工作业。就在我刚要转正的前一个星期，我的精神状态彻底崩溃了，不幸得了“狂躁性”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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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精神病院经过7０多天治疗后，准备再回厂里上班。车间主任不同意我留在原来的岗位上班，怕我这个人头脑不好，影响他的车间生产进度，拖他的工作后腿，父亲在他面前说尽了千言万语的好话，亲手把保证书交给了车间主任，万一我有意外情况发生，与他任何关系都没有，车间主任最终还是不同意。

父亲后来通过社会关系，找到了厂里的副厂长。迫于上级领导的压力，车间主任才被迫同意我留在原来的岗位上班。附加条件就是父母必须有一人陪同我一起上班。父母只好把农村房子锁起来，把家里庄稼转让给别人种，他们一起陪我去上班，在他们督促之下我按时服药，我一边服药一边坚持上班，父亲、母亲都在我厂做临时工，我和父母基本上天天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在他们的照料之下，我就像小孩一样重新慢慢长大，我精神状态也一天比一天好，才能使我更加安心工作。当我平常生活和工作遇到烦恼的事情，父母就帮助我开导，劝说我凡事要想开一点。我在单位的试用期又延长了半年，如果半年之内我的精神病不复发，才正式批准我转正。

在父母陪伴之下，我们一起去上班，我的身体健康状况也一天比一天好转起来，家里日子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后来在城里买了房子安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