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一代人的故城

　　12岁辍学养猪，15岁开始写诗，17岁开始学画，做搬运工、木工;32岁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37岁在新西兰寓所自杀。顾城最终并没有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逝世20年之际，那把斧子砍杀掉的两个人生的话题人们依然议论纷纷。

　　曾有普希金于决斗场逝去，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吻火”而亡，海子卧轨而终在前。紧随其后，顾城的“诗人之死”似乎暗含了“罪与罚”的宿命意味。或者正如诗人杨炼所说：“顾城的悲剧，既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也是一个个人的悲剧。”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创痛/只有撕碎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让它们去寻找蝴蝶/让它们从今天消失/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自始至终，他就像一个大孩子，个子不高，常常戴着自制的帽子，双手插在宽大的中山装口袋里，在屋子与天井里走来走去，自我欣赏。

　　这是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最常见的装束，他一直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1992年，舒婷在美国见到顾城，就指着那顶布帽子大笑：“顾城，那是什么东西啊?”谢烨说：“有个外国老太太送顾城一顶直筒羊毛织帽。”顾城实在喜欢，老戴着脱不下，好像从此帽子仿佛长在脑袋上，成为象征。他说，方方正正象征着长城上的一块砖。

　　或许是因为，“及至‘文革’的风浪口”，12岁时跟随父亲下放到山东邑县火道村喂猪，顾城从小养成了避世、任性、异想、梦幻、偏执的性格。在姐姐顾乡印象中，顾城就是“不爱凑热闹”：“独自在烈日下、在落叶中、在寒风里走，在古城墙上拾一枚旧币，在荒草中间找蚂蚱、蜣螂，高音喇叭、滚滚人流、漫天传单，对他如无一般”。

　　“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我要唱/一支人类的歌曲/千百年后/在宇宙**鸣……”1971年，15岁的顾城在海滩上写出了他这篇代表作《生命幻想曲》。这首诗是成为一个里程碑的标志——少年顾城，端端正正站在了中国彼时诗的最高峰。时光终于转到了1979年，这是顾城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他创作的《一代人》名气远扬：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一年，他23岁，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人——谢烨。

　　要么诗意要么残忍

　　“我觉得你亮得耀眼，使我的目光无法停留。”顾城给谢烨写了第一封信。

　　在顾城心里，“诗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他以“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天国的门”，去表现“纯净的美”。顾城以为，“诗人的工作就是要把破碎在生活中的生命收集起来，恢复它天然的完整。”他心中住着一位与他一样“都曾当过笨拙的木匠”的北欧寒冷世界的安徒生，“你运载着一个天国/运载着花和梦的气球/所有纯美的童心/都是你的港口”。

　　他说：“诗可写可不写，他到人间来，不是由诗人决定，由它自己决定。”

　　无形之中，顾城充满生命的诗歌里似平蕴含着“不可预知的逝去”。

　　他用诗表明，人在这“偶尔，也有蒲公英飞舞”的世界上，活得像生命的囚徒，被那“木桩”套牢。

　　随后，顾城决然将自己放逐于人类社会之外，他到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建立自己的乌托邦独立王国。南太平洋的激流岛成了他的真正家园，他的实现梦幻的新大陆。

　　就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顾城与他的爱人开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隐居生活。顾城宣示自己爱全人类，可他却不爱身边的人。顾城的妻子怀孕，他像个小孩抱怨说，这个孩子会让他疯。

　　也许是因为收入微薄，要贴补家用，也许是因为要享受田园生活，顾城在自家房子旁边圈了一块地，养了几百只鸡。有一次，不知哪里来的一条狗，咬死了顾城的两只鸡。为了报复，顾城在鸡舍周围布下了钉子，但他还是觉得不过瘾，最终布下了老鼠药。当妻子说他此举太过分的时候，顾城说他妻子是伪善。最终，狗是不是被毒死不知道，周围居民家的猫却真的被毒死了。顾城没有承认是他干的。

　　“最好是沉默/隐藏总不算欺骗/把回想留给未来吧/就像把梦留给夜/泪留给大海/风留给帆。”顾城曾为谢烨写了一首诗，而后，死留给了顾城，同时留给谢烨。1993年10月8日，顾城在那座激流岛上的住所边，用斧头砍死了妻子，然后自缢。终年37岁。当他觉得用来抗击死亡的爱，不能“远离即将来临的黑夜”时，便将自己与死亡抗衡。

　　一代人的故城

　　这个青春的孩子般的诗人在新诗的星空仅仅划过了短瞬的十年。

　　顾城的诗充满了童趣、童真和梦幻。在天真无瑕和懵懵懂懂中也包含着淡淡的长大的忧伤，但这种忧伤绝不是顾城一个人的，何尝不是那个时代他们共同的忧伤?抑或正是那一代人在看见现实世界后的忧伤，而顾城就是其中被这种忧伤带走的一位“童话诗人”罢了。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首写于1979年只有两句话的著名诗篇《一代人》，在成为顾城标签之作的同时，却成了刚从劫难中苏醒过来的“一代人”的精神箴言。然而他却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与妻子谢烨以极端惨烈的方式告别了世界。

　　时隔多年，好友大仙禁不住感慨：“顾城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是一个多么出色的诗人，在于他是我们诗人中的一人。不管北岛称他为‘孩子’、舒婷称他为 ‘弟弟’、芒克称他为‘战友’、杨炼称他为‘伙伴’，我们称他为‘城哥’，在于他是一个印象诗人——把印象刻在生命上的诗人。”

　　可以说，顾城始终游离在主流社会主流文化之外，他沉迷在自己的“小天国里”，沉迷在陶渊明式的桃花源里，痴迷于曹雪芹式的小观园，幻想着，呢喃着，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通过写诗将内在的焦虑宣泄于“一座城”，在风云草木之间，在虫鸟细物之间，让自己皈依心灵。

　　这20年来，顾城从未休止地被争议、被传言、被评价、被猜测，众说纷纭。人们大多聚焦于对他所谓谋杀动机或人格缺陷的论断之上，鲜有人真正从时代高度去解读顾城之殇。流落他方，故城难离，走过那个时代的他们都明白，“他们的荣光与离散，他们的平凡与特殊，以及各自殊途的命运发展，恰是一个国家与时代流变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