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墙之城》读后感锦集

　　《无墙之城》是一本由侯 深 著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21-4图书，本书定价：82，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无墙之城》读后感(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回归自然-读《无墙之城》

　　在上海近现代工业化时期，黄浦滨江一直是重要的工业岸线、交通要道和转运站，汇聚了大量的产业、人口，对城市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17年底，黄浦江两岸以各具特色的人造景观为主题，重新向公众开放，成为城市与自然融合的生动实践。除了为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建立一个重要的休憩场所外，它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接近自然、融于自然的景观场所，一个与自然对话与交流的场所。然而，它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园，因为它是由之前人们工作的场所改造而来，将人造景观（工厂、码头等）和自然景观（黄浦江）自然结合。然而，作为一种新形态公园的黄浦滨江其实只是人类逐渐认识到城市和自然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历程中的一步。

　　师从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先生的侯深则以美国的城市发展及其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视角，为我们带来了《无墙之城：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与自然》，向读者展示了探索城市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国历程。

　　《无墙之城》首先以城市环境史的发展过程为纲，讨论了城市环境史的起源和现状。后面的章节则依照历史轨迹，以美国的纽约、堪萨斯城、旧金山、芝加哥、波士顿等大城市为例，关注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挖掘每个城市发展中城市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发展趋势，总结城市发展的成就，探讨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寻找每个城市在形成和发展中自然力量的影响，重新定义自然、文明和思想在城市时代的内涵。

　　《无墙之城：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与自然》指出美国的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无墙之城”。 然而，即使“无墙”，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也有自然、历史、认知上的各种限制，城市发展也会面临很多困境。作者认为理想的城市应该是“无墙之城”，即城市需要打破“孤岛”式的人文发展模式，消除自然与人文的隔阂。同时，还要打破城市理念中的“墙”和研究思维中的“墙”，将注意力集中到自然发展史与城市环境史的结合，以及城市环境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但是，“无墙”并不意味着城市的消失，而是城市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义；虽然城市仍然是研究的中心，但对城市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与探索必须与自然相结合，城市的发展应该保障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的进化应该与本地区的整体演化相一致。在这一理念基础上，作者努力实现城市环境史、自然发展史和思想史放在一起解读，寻求经济与生态、人与自然的互动。

　　《无墙之城》不是一部美国城市发展的流水账。作者不遗余力地收集了大量史料，并积极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作者以极具历史洞察力的眼光，对美国城市的进化路径严格细致的归纳，抽象和演绎，立图还原时代背景，从中总结出城市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规律，向读者呈现了整个美国城市环境史的风貌，为展示人类在城市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上所开展的探索和实践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平台，为如何构筑城市与自然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无墙之城：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与自然》也不仅是城市发展的历史，也包含了作者对世界城市未来环境的期待。在指出城市在影响自然的同时，它的演化、兴衰和起伏也被自然这样一种非人类所掌控的力量所影响的现实之后，作者也提出了该如何响应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即“唤醒城市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分享的坚韧生命力，从而帮助现代世界在萎缩的星球与扩张的城市建立一种新的平衡”，虽然它可能“是一种更加脆弱的平衡”。

　　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回归自然，城市才能有序、健康的发展。

　　《无墙之城》读后感(二)：城市映射出的环境史

　　当我们漫步在城市中间，不由得感觉它们总是千篇一律的，一样的霓虹灯照亮天空，一样的商业综合体吸引着人流。不考虑不同语言、不去看多样的招牌，全球的大城市仿佛都是相似的，并没有什么特别能够彰显自己国家内涵的东西。然而每个城市又都是独特的，它所在区位的自然环境决定着它的风景，进而定义了城市中生活的人们的生活与口味。美国作为20世纪同化了世界的国家，它的城市的美国性体现在何处正是《无墙之城》这本书所研究和探讨的内容。“无墙之城”正是美国城市所具的核心意象，因为它们从来没有修筑过有形的城墙，而这种城墙的有无也标志着现代与传统城市的边界。

　　书影

　　《无墙之城》所讲述的是美国城市与它们的自然世界在其所创造的生态悖论中协同演化的历史，是一部美国城市的环境史。作者侯深副教授的研究专业为美国史，主攻方向为环境史，著译有多部美国环境史相关的著作和论文。在本书中，一个核心论点是一种广阔的、非人类所能掌控的力量在城市历史演化的过程中从未缺席，与城市的起伏兴衰、文化思想息息相关，彼此作用，共同构成了美国城市演化的生态悖论。

　　侯深副教授，来源：人民大学官网

　　四大部分、七大章节、五个城市诠释了作者的论点。首先是通过《城市书写》对美国城市环境史的脉络进行了梳理，其次是通过《增长的城市》《扩张的城市》和《城市的思想景观》三部分对城市环境史的演化进行考察论述。我个人认为在这个论述的过程中穿插了五个代表城市：“掀开盖子的地狱”的代表是匹兹堡，“新英格兰愿景”是波士顿，“没有边界的城市”是拉斯维加斯，“草海之城”是堪萨斯，也是作者读博的所在地，还有“海湾之城”旧金山。这五座城市分别代表着城市的内部、外部和思想层面。

　　在对这些城市描述的内容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场景：比如曾经层层浓烟中的城市工业主义代表匹兹堡是如何经过巅峰走向衰败的，通过教育和高科技的转型又是怎样焕发新生的。又如一个小小的中转站——拉斯维加斯是如何变成度假胜地的，不事生产，没有贸易、制造业也不是农产品集散地，却又吸引全美国的人把钱花在这里。然而，当不断萎缩的科罗拉多河在未来干涸时，生态环境无法承载城市时，拉斯维加斯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拉斯维加斯

　　书中还指出了美国城市历史中发现的三重生态悖论：自由与自然之间的悖论；多元的文化与简化的生态之间的悖论；不断膨胀的城市与持续萎缩的星球之间的悖论。显然，这三重悖论不仅仅存在于美国，在其他国家也同样适用。

　　尽管本书论述的是美国城市环境史，但我们也可以借鉴这段历史将这种方法论应用于我们的国家：匹兹堡的复兴能否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提供灵感？依托科罗拉多河与胡佛水库的拉斯维加斯的建设与发展能否为依托白洋淀水系的新城建设提供借鉴？如何参考波士顿来管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广袤自然地带？怎样焕发城市的活力？如此种种，都可以为我们的城市规划提供思路。正是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资源枯竭型城市

　　此外，在《城市书写》这一部分中提到了许多我知识点的空白，比如出版《西方的没落》的斯宾格勒、著有《城市文化》的芒福德、著有《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的克罗齐等等，一扇有关城市环境史的新的知识领域的大门在我面前打开，充满着吸引力，但是我却不一定有精力再走进去了。

　　《无墙之城》读后感(三)：尾声：脆弱的平衡

　　美国城市成长在其自身所创造的生态悖论之中。在它们的演化过程中，有两种根本性的力量——自然与思想，不间歇地相互作用，形塑着城市的形态、气质，以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成为美国环境史叙事中的既定范式：不断衰败的自然与不断进步的环境思想；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它所讲述的是关于环境适应的复杂过程。无论衰败抑或进步都是线性的过程，有着固有的行迹，指向既定的终点；但是，美国城市的演化过程并没有遵循这样的线性轨迹。与之相反，如“绪论”中关于美国城市的生态悖论所言，这个过程往复曲折，矛盾丛生，充满偶然性与意料之外的后果，时刻处于开放的、未完成的状态。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自然与思想同样处于城市的生态悖论当中，不断发生着变化。

　　对环境史学者而言，自然是一个令人煞费心思的名词。作为一种具象的存在，无疑，从智人物种以农业的方式改变整个地球开始，已经不存在没有文化参与的“自然”，它成为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口中的“杂糅”之物（hybridity）或者威廉·克罗农所言的“第二自然”。杂糅所指是自然与文化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就此层面而言，城市、腹地，甚至看似纯粹的“荒野”都是某种程度的杂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然作为一种独立的、自发的、不为文化所创造的力量不复存在。事实上，纵观城市的演化，自然的力量从未缺席。

　　它一方面是一种生物性的力量（a biological force），如人类自身的繁殖与生存需求，如无处不在，充斥在空气、水、土壤和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有机体中的微生物，如各种植物，无论是被人类所称的野草，还是那些在温室中被精心栽培、修建的名花奇卉，再如人类之外的动物，杀不死的各类小强，海阔天空中游弋的自由生灵，供人类役使、食用的家畜（禽），被关入笼中以满足人类好奇心的珍禽异兽，冬日被穿上厚毛线衫的猫猫狗狗。它们共同构成自然的生物性力量，往往成为城市化过程中被有意或者无意破坏、摧毁的对象。城市是一个简化的生态系统，人们希望仅仅保留满足其自身需要的物种，无论这些需要是经济的、生理的、智性的、审美的，抑或心理的；而祛除那些他们认为是危险的、有害的、不宜健康的，带来混乱的生物。这是一个漫长的对抗过程，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是当下地球遭遇的最大生态危机，然而，城市从来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各种生物，包括人类自身的强大繁殖能力，都往往逃离人类的理性控制，逾越人类为之所分配的生态位，打乱人类在城市中所试图建构的生态秩序；这些生物始终处于演化的过程之中，其中的一些物种，如微生物、昆虫、杂草，其演化的速度令人类文化应接不暇，迫使后者不断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生态系统。

　　在另一方面，自然是一种物理性的力量（a physical force），比之生物性力量，它更为古老、宏阔。太阳黑子活动，大陆板块漂移，都是构成其物理性力量的根本性因素。水文、地形、气候、土壤、地质对于城市的影响从来不止于城市建立之初，虽然它们往往是一个城市因何而建立，据何而成长的关键性原因。但是，即使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城市中，看似自然的节律与限制已经由于化石能源支撑的现代交通与技术被突破，实质上，它们仍然以各种方式规训人类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甚至，就人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而言，自然的物理性力量对现代城市的限制超越了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影响。城市人往往只有在巨大的地质性灾难，如旧金山大地震、堪萨斯城洪水或者卡特里娜飓风发生之时，方能正视自然力量的存在。然而，自然的丰裕与匮乏、气候的冷暖、潮汐的起落、河水的枯丰，这些最寻常然而也最持久的自然力量无时不在城市生活的日常之中，形塑着城市的形态和个体的思想。

　　如此自然是全球现代城市所共同面对的力量，并非美国城市所独具的。自现代世界诞生以来，通过物种传播与全球生态腹地的制造，看似全球生态的地区差异性已经被消弭，然而，同技术帮助我们打造了坚不可摧的城市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性催生的另一种错觉。诚然，生态遥联现象在全球生态腹地的建立中变得更为鲜明，例如，爱尔兰的土豆危机成为美国人口、经济、文化、政治在19世纪中叶后发生裂变的直接原因，大平原尘暴的爆发与20世纪欧洲市场的扩大之间密不可分，亚马孙雨林持续不断的大火同21 世纪美国与中国城市人群的牛肉消费遥遥呼应。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的消失、海洋与大气污染、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更非一国一城所独自面对的危机。但是，地区性的自然系统仍然发生着自身的作用，如同芒福德所言，城市无法脱离其区域生态系统而存在。

　　美国城市的生态悖论发生在它所处的独特自然环境之中，正是在旧大陆世界中早已消失，而在此处唾手可得的自然丰裕促生了无墙之城的诞生，令定义城市的思想从安全变成自由、开放与增长。这样的城市是美国在一片新大陆上的独特创造，最终向全球城市蔓延。悖论在于，正是在对城市新主题的追寻中，自然的丰裕不断萎缩，从而造成新的生态现实，随之激发各色新思，这些新思想再次开始创造新的生态变化。同其所回应的自然一样，形塑城市的思想力量同样不是统一的、不变的。与之相反，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上空中，都回响着纷杂的声音，不过，人们仍然能够辨识其中最响亮的一种，将之称为主流。在19世纪美国不断出现的新城市上空， 最响彻云霄的声音是对自然的征服，它成为实现自由、民主、增长的应有之义。但是，新的生态现实启发了对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声音的挑战，让曾经被压抑的低语逐渐强大，让征服自然的合法性依据变得不复固若金汤。越来越多的人渴望的不是更大、更富裕的城市，而是更洁净、更美好的城市，不是仅仅拥有文化多样性的城市，而是包容生物多样性的城市。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现代城市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般安全，自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人类所强加的秩序的对抗。

　　这种新思是否能够帮助美国城市，或者在今日而言，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城市走出其生态悖论？恐怕历史行至今日，前方尚没有浮现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如果说美国城市历史中的前两重生态悖论已在自然与思想双重力量的冲击下，逐渐被消解，其第三重悖论却在这个萎缩的地球中愈发凸显。今日美国城市的扩张并非人口与面积意义上的扩张，而在根本上是城市化消费的扩张。在波士顿风光依旧，匹兹堡重现蓝天，堪萨斯城再次崛起，旧金山努力成为各种生命的栖息地的同时，它们，同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都在消费这个星球上其他地方的能源、土壤、空气、水与生物。不过，既然在美国城市的环境过往中，因为北美大陆丰裕的终结，城市内部的环境污染，城市外部的荒野景观能够催生一波又一波的思想变革，带领美国城市走出前两重生态悖论；或者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认知最终可以孵化新的思想，再次唤醒城市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分享的坚韧生命力，从而帮助现代世界在萎缩的星球与扩张的城市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即使比之从前任何一刻，它都是一种更加脆弱的平衡。

　　《无墙之城》读后感(四)：后记

　　2020年五月底，我从青岛回到阔别四个半月的北京家中。彼时，北京已经入夏，家中的空调却出了问题。当空调维修的师傅打开外墙附带的空调外箱格时，赫然发现了一对小雏鹰，睁着滚圆的鹰眼惊恐地盯着那位半身悬在23层楼高空的闯入者。那位空调维修师傅是一个从山东县城来北京打工两年的年轻人，对这样的发现显然和我一样兴奋而不知所措，我们都没有任何野外生活的经验，也对汪星人、喵星人，或者厨房中的小强，卧室里的蚊子之外的动物毫无如何与之共处的知识。在一番电话求助之后，得知那对小雏鹰是红隼，决计不能干扰它们的生活，移动它们或者喂养它们，否则它们的父母就将抛弃这个旧巢和幼鸟。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中，我天天在没有现代技术调节的炽热而静止的空气中醒来，时时听到窗外唧唧的鸟啼，或者大鹰出入时双翅扇动的声响。那是一种新鲜而独特的感知，在23层楼高的空中， 我平日熟悉的声音是纵横的大道上日夜如潮水般翻涌的车声，还有空调外机单调而无止歇的运转。大约半月之后的某日清晨，醒来的一刻，突然觉得有些异样，窗外只有车声，而没有夹杂在其中雏鸟的啼声。空调外箱隔间的栅栏半开着，在微风中一开一合。我探出身去，雏鹰已经杳无踪迹。空调师傅再次来了又走了，我的窗外响起了熟悉而令人心安的嗡嗡声，室内的空气变得凉爽宜人，我也全然没有因为天热无心写作的借口。然而，每日望向被高楼切割的蓝天，我仍然能够看到红隼双翅划过的痕迹，或者对面高楼上它们昂立的身影。这些高楼于它们大约如一座座深邃的峡谷，在这座巨型城市的演化过程中，它们找到了自身的生态位。这些红隼不是“杂糅”，我们的文化力量没有发明它们，也没有塑造它们，是它们自身的生物本能帮助它们成为新环境中生存的适者，也是它们或许能为这座巨大而拥挤的城市找到新的救赎的希望。

　　我很感谢那对红隼在高楼峡谷之间的游弋，也感谢水泥路的缝隙间生长的不知名的野草，它们的存在令我坚信城市首先也始终是各种生命的栖息之地，而我不过是这个广阔的生态共同体中的一员。同样，我也很庆幸自己始终身处一个生机勃勃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帮助我找到自身生态位的最重要力量是我的导师唐沃思（Donald Worster）先生。如果说在我昔日求学于美国大平原之上的六年光阴中，Don彻底打破了我曾经的思想之墙，令我看到一个全然不同却又千姿百态的智性与自然世界；在过去的八年中，Don每年五个月来到北京，用他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敏锐的质疑态度提醒着我，不要停留在自己已然熟悉的知识与思维之中，始终询问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思想与知识的合理性，让想象力突破一切有形的与无形的界墙，触摸新鲜的、野性的思想力量。虽然这部书最终以中文完成， 但是，从最初的大纲到每一章节的撰写，都有着同Don思想的碰撞。

　　这个文化共同体的另一部分是那个我们称之为环境史的学科。我最初知晓这个名词，已是三十余年前的事情。家母邀请美国密苏里大学的Susan Flader教授在1986 年来兰州大学讲学，开设了美国环境史的课程，正是在彼时，我这个全然懵懂的孩童识得此词，虽然完全不知其深意，更不能预料自己未来的生涯将与之声息与共。Susan是环境史的创始人之一，她将学问同环境行动主义相结合， 毕生为实践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而奔波。她对此书有着独特的意义，在新冠肺炎席卷全球之际，她代我前往密苏里州历史学会档案馆拍摄了我此前由于时间不够未能拍完的档案。在环境史的共同体中，William Cronon是另一位对我思考城市产生深刻影响的人物。在新疆天山山巅，天际是双道绮丽彩虹，眼前是遍野烂漫黄花， Bill耐心地倾听我讲述此书的结构，最终说服我以旧金山替代洛杉矶作为自己的第三个个案城市，也说服我不要停留在他《自然的大都市》的圈囿之中，而要找寻挑战他的范式的可能。同样，也是在这个共同体中，我幸运地遇到夏明方、梅雪芹、付成双、高国荣、Christof Mauch，Bjorn-Ola Linner，Beth LaDow，Lisa Brady， Mark Hersey，王利华、费晟、曹牧、乔瑜等诸位师长、学友。特别是夏老师、付老师与国荣，不厌其烦地为我不成熟的文稿提出意见，并且通读全书。我钦佩这些环境史同仁的学问，更高兴能与他们远不止于学问上的同道，更是日常中的好友。还有丛书的主编谭徐锋师弟，希望这部书不至愧对他的信任。

　　这个文化共同体中的另一部分，是我在过去十年中生活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这是一个没有严苛等级文化的群体，也是一个蓬勃着活跃智性力量的群体。我在青年史学沙龙的同事们，陈昊、伍婷婷、古丽巍、胡恒等虽然与我专业不同，兴趣各异，我们分享着对新知的好奇，在思考与辨析中感受着共同的乐趣。我也很感谢历史学院的前辈老师，他们宽容、开放，允许后学的兴趣自由地生长。我的研究生们则是另外一种全新的思想力量，他们年轻、敏慧、雄心勃勃，却又在思想上渐趋成熟，与他们的交流每每启发一些意想不到的灵感。

　　此外，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中国美国史学界的前辈、同仁令我受益良多。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氛围民主、平等，在王希、王旭、李剑鸣、梁茂信、韩宇、张勇安等老师的努力下，学会创造出大量令年轻一辈的学人同美国同仁保持密切交流的机会。作为一名城市史的研究者，我也深受王旭、韩宇、杨长云、李文硕等师长、学友的启发。

　　图书馆与档案馆是维系一个学术文化共同体有效运转的最重要机构之一。此书的写作深深地得益于大量美国图书馆与档案馆具有专业素养的图书管理人员的帮助，是他们令查找、翻检档案的过程变成一种享受和学习的经历。这些图书馆与档案馆包括： The Bancroft Libr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Boston Public Library, East Asian Library（UC Berkeley）, Francis Loeb Library（School of Design,Harvard University）, Kansas City Public Library, Kenneth Spencer Research Library（University of Kansas）,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Missouri Historical Society, and 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与十余年前，我为写作博士论文穿梭于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特区查找资料的时光相比，而今数字化档案的可获取性不知高出凡几。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无法返回美国继续档案研究，而原有积累的关于旧金山的档案又不足以支撑该章最终的写作，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旧金山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档案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如此便捷令人深有感慨，但是我始终相信实体图书馆与档案馆存在的意义，也始终相信作为一位环境史学人，在他/她撰写一个地方之前， 前往那个所在，用双眼、味蕾直接感受那个地方，用双手触摸关乎那个地方的文字的载体，对其自身写作所具有的力量。

　　同样，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还有很多我的亲人、好友。在职业生涯中，我们各有选择；但是在对美的感知、情感的表达中，我们始终在一个共同体当中。家兄侯沉和他的妻子Sara、儿子心瀚让我知道，在远隔重洋的异域我始终有着一个家。不过，家兄对我的意义并不止于此，他的专业学识令我这个文科生实实在在地读懂了进化论。我的阿姨唐汇兰女士，在我十二年客居京华的日子里，但凡需要，必然如天使般挽救我一团糟的生活。我的少年好友邢延颖和她的母亲，是我的生态腹地，每隔数周，便从千里之外的青岛寄来阿姨亲手制成的包子，疗我馋虫，慰我乡愁。当然还有孟音、王玲、王冀红、冯玉荣、王兆永、戴冲、刘哲、李爱霞、侯大胜…… 这个名单可以有数行之长。行文至此，我方意识到我之幸运。

　　于我而言，无论作为生物体的生命，还是文化体的生命，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都是我的父母。是他们，将我带到这个虽然有挫折、伤痛，有问题、危机，但是依然美丽、丰盈、充满深情的世界之中，让我始终在爱与美中成长。是他们教会我认识第一个字， 吟诵第一首诗，翻开第一页书，也是他们携手带我走入历史学的天地，从此徜徉其中，安身立命。这本书完成之时，家父已经离开这个他如此热爱的世界两年多了，我将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感谢他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我生命的价值和思考的力量，他让我看到思想与学问对我们所珍视的一切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