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甜”的年

腊八节一过，春节瞬间来到眼前。虽说随着新时代的迅速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冲淡了传统的年味儿，但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节日，春节还是当仁不让成为我们一年一度家庭团聚最隆重的节日。特别是对成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过生活困难时期的这一代人来讲，过年已经不是简单的吃、玩、穿了，更多的是对过往的一种留恋、一种特殊的情结。

回想起儿时过年，最让我纠结难忘的就是父母熬红薯糖的情景。儿时的皖北农村物质匮乏，经济拮据，平时很少能吃上白面馍，也只有过年才能改善一下生活，更别说吃糖了。因此，熬制红薯糖与炸焦叶子是每家过年必不可少的项目，这两样东西既是过年招待亲戚来客的最好礼物，更是满足孩子们打打牙祭的奢侈食品。现在，虽说我已过知天命之年，对过年也不再那么地向往与留恋，但儿时过年父母熬红薯糖的情景历历在目，时至今日，那绵软的“甜”仍在我的舌尖上挥之不去。

小时候，红薯是很重要的农作物，家家户户种红薯。收获的红薯除了窖藏以外，就是晒红薯片，作为过冬主食，整个冬季家里就是靠煮红薯和红薯面窝头过日子。“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锅锅头就辣椒，越吃越添膘”。这些顺口溜充分说明了红薯在当时的特殊地位。也许就是在那样一个到处都是红薯的年代，聪明的劳动人民才想到了熬红薯糖吧。

记忆中，每年熬红薯糖的时间大都在腊月二十前后。因此，过腊八，母亲就开始张罗着做熬糖的前期准备——生大麦芽。母亲挑选一些颗粒饱满的大麦用清水浸泡后，放在筐头子里盖上面纱布生大麦芽，由于冬天天冷，在不做饭的时候，母亲总是把盛大麦芽的筐头子放在锅里加温，每天往筐头里面洒上一些水。半个月左右，大麦芽长到一寸多高，就可以熬红薯糖了。熬糖时，母亲首先挑拣上好的红薯，洗净、剁块，添上水，煮上满满的一锅。等红薯熟透了，用擀面杖把一锅的熟红薯搅拌成红薯泥，再把根系长到了一起的麦芽饼切碎，撒到锅里红薯泥的上面，然后再用擀面杖搅拌均匀。说来也怪，稠糊糊的红薯泥一遇到了大麦芽，便发生了奇妙变化，顷刻间就渗出了泛着青黄色的糖水。

挤压红薯泥里的汁液俗称“洗糖水”，这道工序是个不折不扣的力气活，主要靠手腕的力量。在母亲搅拌红薯泥时，父亲就把案板一头垫高，在低的那头的下面放上一个大盆，早已做好出力的准备。父亲把事先缝好的棉布袋子放在案板上，并把棉布袋子口打开，母亲则用勺子把锅里冒着热气而烫手的红薯泥舀进袋子里，每次灌满大半袋子，父亲一手攥住袋口，一手用力挤压，随着口袋由圆变扁，红薯的糖水从布袋里一点一滴地渗出来了，积少成多后顺势流到了下面的大盆里。此道工序费时费力，一次次循环反复，直至把一大锅红薯泥的糖水全部挤压出来。

接下来，到了制作红薯糖最关键的熬制环节。熬红薯糖是个技术活，时间长短，火候把握，全凭多年积累的经验。母亲用葫芦瓢将大盆里的糖水舀入锅里，先用猛火急烧，待锅里的水分蒸发得差不多了，再釜底抽薪改用小火慢慢熬制，边熬边用勺子不停搅动，此举既可加快水分蒸发，亦可防止粘锅坐底，同时，时不时地用筷子沾点糖水看看稀稠，直到糖水粘在筷子上不往下滴了，才算熬制完毕。每次糖稀快要熬好时，我与姐弟们则手里紧紧攥着几根高粱莛儿，等着把熬成后的糖稀缠在高粱莛儿上吃，母亲也总是第一时间从我们手中接过高粱莛儿，一根根缠满散发着温热气息的糖稀，让孩子们第一时间饱饱口福，此时低矮窄小的灶房内别有一番暖意融融的感觉。

随后，母亲在案板上放上厚厚的一层面粉，把熬好的糖稀倒在面粉上，让它冷却，等完全凉了以后，糖稀变成了糖坨，母亲就把糖坨放进面缸里。等到腊月二十八前后，母亲对糖坨进行二次加工，糖坨化成糖稀，把大部分糖稀与焙熟过的面粉一层层叠起来，用刀切成条，再拧成小麻花状，做成面糖；少部分糖稀与炒熟的芝麻、花生在一起做成芝麻糖。就这样，父母亲精心熬制出的红薯糖，香甜了我儿时过年的时光，直到一九八六年我参军离开家。

每到年关，父母亲当年熬糖时的温馨场景，总在我脑海回荡，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沉淀，越来越浓…… 现在，父亲已逝多年，母亲也步入耄耋之年，我再也没有机会吃到父母亲自制、纯粹原味的红薯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