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败笔：形象不真实？

　　琵琶女原是一个乐妓，属于歌妓的一种。古代的歌妓都隶属于“娼籍”，无论是教坊的歌妓，还是民间的歌妓，在本质上都是奴隶，不是自由人。她们在政治上、社会上受到种种歧视。

　　文/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白居易的《琵琶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这首诗对于音乐的描写是很成功的，这个不用我来讲。我要讲的一个问题，是琵琶女这个形象的真实性问题。 琵琶女这个形象，是一个不够真实的形象。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她对自己“老大嫁作商人妇”之后的生活，有着严重的失落感，这一点不够真实。琵琶女原是一个乐妓，属于歌妓的一种。古代的歌妓都隶属于“娼籍”，无论是教坊的歌妓，还是民间的歌妓，在本质上都是奴隶，不是自由人。她们在政治上、社会上受到种种歧视。如果她们没有“脱籍”，即便结了婚，生了儿子，她们的儿子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不能做官，只能是世代为奴。所以她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从良。例如唐代妓女徐月英就写过这样一首诗：

　　《叙怀》 徐月英

　　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羡荆钗与布裙。

　　“三从”就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古代妇女的人生归宿。但是妓女是没有这种归宿的，她们失去了父亲的庇护，多数人无夫无子，无依无靠，她们被抛出正常的人伦关系之外，所以“泣泪频”。虽然她们成天轻歌曼舞，穿金戴银，但是这些都不是她们真正想要的，她们真正想要的，是像普通妇女那样生活，哪怕是“荆钗”、“布裙”，生活苦一点，她们也很羡慕，很向往。

　　如何才能过上普通妇女那样的生活呢?只有一条路：从良。所谓从良，并不是说嫁人就行了，而是要“脱籍”，也就是从官府那里注销她们的“娼籍”，还她们以自由身。但是“脱籍”是有条件的，首先要有人把她从教坊或者妓院里赎出来，这需要花一笔钱;然后再去官府办手续，又要花一笔钱。谁愿意为她们花这两笔钱呢?只有那种真正关心她们、爱她们的男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琵琶女应该是很幸运的了。她在“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时候，在人老珠黄的时候，居然还能“嫁作商人妇”，居然还有商人愿意把她赎出来，帮她“脱籍”，然后娶她，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从作品的描写来看，琵琶女所嫁的那个男人，并不是一个很富有的商人。因为他所经营的茶叶是“浮梁茶”，这种茶并不是什么高档茶，而是一种很普通、很便宜的茶。而且他需要自己亲自去进货，也许手下连个马仔都没有。

　　他虽然不富有，但是对琵琶女还是很心疼的。他亲自去“浮梁”进货，风餐露宿，冒种种风险，却让琵琶女留在繁华的浔阳(今天的九江市)，也就是守守船而已，并没有别的什么家务。

　　琵琶女有个好老公

　　可是琵琶女并不领情。她认为自己“老大嫁作商人妇”是一种不幸。请问，你不嫁作商人妇，还能嫁作什么妇?嫁作官人妇吗?嫁作诗人妇吗?嫁作“五陵年少”妇吗?不错，“五陵年少”当年是很捧你，所谓“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可是他们愿意为你“脱籍”吗?愿意娶你吗?你那么大一把年纪，人老珠黄，除了一个厚道的商人愿意娶你，还有谁?

　　琵琶女还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请问，商人不重利，不去买茶，你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

　　总之，琵琶女的那一番言论，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是很错误的，很不得体的，很不识好歹的。

　　琵琶女不是天涯沦落人

　　琵琶女的错误，其实就是白居易的错误。因为琵琶女只是他笔下的琵琶女，未必就是生活中的真实的琵琶女。白居易的错误主要有四点：

　　嫁商人未必不幸

　　第一，她对妓女的命运缺乏认识。他认为歌妓在风月场所弹琴卖唱，“五陵年少”争给红包、争给小费，那才叫幸福;和“五陵年少”喝酒打闹，弄得“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那才叫幸福;每天和“五陵年少”厮混，“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那才叫幸福。而妓女从良，脱籍，嫁人，过上一种安定的、平静的、有保障的、有人心疼的生活，反倒不幸福了。也就是说，歌妓做奴隶就幸福，做自由人反倒不幸福了。

　　第二，他对商人缺乏认识。他的脑子里有着根深蒂固的轻商观念。他认为琵琶女“老大嫁作商人妇”是一种不幸，请问，不嫁作商人妇，难道嫁作诗人妇吗?你白居易愿意娶她吗?你那么同情她的不幸，你把她娶回去呀!他又说“商人重利轻别离”，请问，商人不做生意，不向国家交税，你这个诗人兼国家公务员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玩什么?白居易对商人的认识，不如他的同时代人。我们只要看看张籍的《估客乐》，就知道当时的诗人对商人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要用时代的局限性来为他开脱。

　　第三，他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江州司马，相当于今天九江市政府的一个秘书长)，深更半夜，把人家一个有夫之妇叫到自己的船上饮酒弹琴，这还不说;还用很多不恰当的言论，不恰当的同情，不恰当的眼泪，煽动人家对丈夫的不满，对生活的不满。琵琶女最初并不想上他的船，人家一直很犹豫，因为毕竟深更半夜了。可是他呢，“千呼万唤”，非要人家出来不可。这就有点像现在的某些腐败官员，非得要那些文艺工作者出来陪酒、陪唱不可。

　　第四，白居易贬低江州文化。我们知道，唐代的江州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江州治浔阳(今九江市府所在地)。江州下面有一个县，叫彭泽，陶渊明在这里当过县长。他辞职之后，回到家乡栗里，栗里属于今天的星子县。无论彭泽县还是星子县，在今天都属于九江市。也就是说，唐代的江州，就是陶渊明的故乡，是中国第一流大诗人的故乡。那个地方能出陶渊明，可见那里的文化并不落后。不仅不落后，甚至还很先进。白居易在自己的其他作品里，也曾不止一次地表达对陶渊明的仰慕和追寻。可是在这首《琵琶行》里，他居然把陶渊明故乡的文化贬得一塌糊涂。“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又什么“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你白居易是郑州人，北方人，你听不懂南方的江州民歌，就能判断江州民歌不是好民歌吗?

　　败笔与心情有关

　　白居易之所以会对琵琶女的婚姻，对商人，对江州民歌，有着这么多的认知错误，除了他的阶级立场、认识水平方面的原因之外，也与他当时的心情有关。他被贬到江州，心里很委屈。问题是，他要宣泄他心里的委屈，他就心造一个幻影，塑造一个并不真实的琵琶女的形象，然后对着这个并不真实的形象一吐心中之不快。白居易还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其实，你才是天涯沦落人呢!人家琵琶女已经找到人生的归宿，嫁给了一个厚道的商人，人家沦落什么?你把你的沦落感强加在一个已经翻身得解放的琵琶女身上，完全不顾历史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更有甚者，为了一吐心中的不快，他连商人、连江州文化也一块贬了。

　　当然，我指出白居易的这些败笔，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他的这首诗，更不是要否定他这个人。实事求是地讲，《琵琶行》对琵琶音乐的描写是很成功的，不成功的是对琵琶女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