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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吾与刘东星等朋友及追随者

随笔美文2021-04-20176举报/反馈

  李卓吾堪称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其著述之丰、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古代可与之比肩者不多。尤其到清末民初和“五四”运动时期,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先驱的李卓吾再次引起人们重视,研究他的文字连篇累牍……李卓吾的知名度不断提高,这种状况直到现代。但无论如何,李卓吾身后的名望都无法超越其当世时,当时的李卓吾名满天下,被称为“法外教主”,上至万历皇帝,下至满朝文武,罕有不知李贽(李卓吾)者,甚至很多平民百姓、贩夫走卒都知道有这么个人,更别说当时学术界了。

  那个时代信息传播手段并不发达,很多学术思想都难以流传,李卓吾一个中下级致仕官员,一个一般身份的学者,何以竟整出这么大动静?李卓吾的出名与成名,在他自身原因之外就是他周围的人际关系。李卓吾一生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这里有他的亲人,有他的朋友,也有他的敌对者,但机缘巧合,这些人要么成就了他,要么传播了他,这才导致李卓吾并没有像当时很多学者那样:生时默默无闻,死后慢慢出名。李卓吾是预演了身后名望,当世时就已大名远扬,不管这名声是好是坏,也不论人们是褒是贬。

  正是捋着李卓吾生平重要人际关系脉络,笔者在前地已单篇论述了一些重要人物,比如耿定向兄弟、张居正、焦竑、马经纶、黄宜人、梅澹然等,在他们之外,还有一些人物关系对李卓吾也很重要,但或者资料有限,或者对李卓吾影响比较单一,故这里将他们做短篇合集。这样做不代表他们对李卓吾影响小,也不代表他们分量轻,他们与李卓吾的关系可能更重要,对李卓吾的影响也可能更现实。

  邓石阳

  李卓吾一生交友无数,邓石阳在其中关系特别,两人学术思想和层次相去甚远,不属知己却又接触较多,这一切肇因于河南辉县。邓石阳河南卫辉府推官任上到辉县赈灾,正遇李卓吾妻女在那里挨饿,时李卓吾两个小女儿已相继饿死,尚有长女和其妻在,邓石阳知之,主动“拨己俸禄二星”(《卓吾论略》),并写信到任署卫辉府向同僚募捐银两救之,李卓吾妻子和长女因此得以活命……

  这是多么大的恩德!活妻女性命之恩,李卓吾何以为报?从这一刻起,李卓吾便与邓石阳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辉县其时旱灾严重,多少人都在生死边缘,邓石阳来此赈灾,何以独对李卓吾妻女这般恩顾?当然有特别原因:原来李卓吾与邓石阳“有旧”。如此他该是李卓吾生平结交的第一个堪称“朋友”的人。

  然而这二人何时何地开始交往?遍查史料都说不清楚。邓石阳(1521—1601)本名邓林材,号石阳,又号鼎石,四川内江人,师从赵大洲。赵大洲乃是当时名臣,后累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赵大洲学术观点属心学泰州学派,邓石阳据称还是其“弟子班首”,但在学术观点和学术成就上,这二人关联不大,邓石阳不仅学术层次不高,且学术倾向竟是程朱理学。这种状况很多人觉得蹊跷,其实明以程朱理学取士,学子们不管学宗何人,只要经历科考,程朱理学都是其学业基础,包括李卓吾也不例外。学术方向终归何处,属于个人选择,与师从何人没有必然联系,邓石阳就是这种情况。

  史载邓石阳嘉靖四十年(1561)中举,曾任青阳教谕,嘉靖四十三年(1564)迁河南卫辉府推官。

  关于李卓吾与邓石阳辉县之前交往,许建平《李卓吾传》推称:“邓石阳黄氏(李卓吾妻黄宜人)认得,李贽(李卓吾)为辉县教谕时,他是‘安乐窝’的常客,常与丈夫一起赋诗论学……”这一说法笔者以为值得商榷:一者李卓吾任职辉县教谕,时间约为嘉靖三十四年到嘉靖三十九年,邓石阳此时尚未中举,他一个四川学子跑到河南来做什么?二者李卓吾任职辉县教谕时未携妻子,邓石阳便是常来“安乐窝”,黄氏又如何认得?三者邓石阳嘉靖四十三年才来河南卫辉府,李卓吾嘉靖三十九年(1560)即已离开,他与李卓吾在辉县交往几无可能。那他们之前的交情究竟从何而来?

  惟一可能就是邓石阳中举之后,来河南之前,也就是其出任青阳教谕时,时间应在嘉靖四十年到嘉靖四十三年之间。

  此时李卓吾又在哪里呢?嘉靖三十九年李卓吾回乡丁父忧守制,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夏离开泉州到北京吏部候职,嘉靖四十三年李卓吾再一次回乡丁忧。

  邓石阳嘉靖四十年中举后即补青阳教谕,这青阳绝不在北京,是以二人没可能在北京结交。李卓吾第二次回泉州守制,途径河南辉县时只做短暂停留用以安置妻女,其时邓石阳刚到河南为官,一个丧事在身火急火燎,一个初来乍到且只到卫辉没来辉县,这么短时日二人也没有结交的可能。如此二人之前若有交往,时间上只能是嘉靖四十年到嘉靖四十一年夏,地点因李卓吾在泉州守制也只能是泉州。查阅史料,明代泉州府领晋江县,晋江有一重镇称永福里,这永福里即古称“青阳”。

  青阳以青阳山得名,明万历戊子(1588)科乡试举人李伯元曾撰《青阳志》,该志完稿于天启四年(1624),明证青阳历史悠久,且其称在民间一直沿用。现青阳亦为晋江市一区建制,与李卓吾故居离得不远……邓石阳这“青阳”教谕,很可能即任属此地。

  若此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李卓吾前在泉州丁父忧时,因遇倭患,泉州所属官民都避难城中,新任“青阳教谕”(或俗称,或低职褒称)邓石阳未到职所,先到泉州城上御倭;李卓吾丁忧父丧守制泉州,其时也以朝廷命官身份在城头组织抵抗,一个旧任教谕,一个新任教谕,因此在城头相识并有来往。二人当时或只是一般朋友,但囿于一城又累*经年,于是这个叫邓石阳的人,连李卓吾之妻黄宜人也“认得”了。

  无考可据不妨暂以此论,李卓吾与邓石阳在辉县以前的交情大抵如此。不过或李卓吾以为这只是泛泛之交,或双方都以为是泛泛之交,但邓石阳为人敦厚,泛泛之交的朋友眷属遇到危难,也能全力救助。人命关天时,邓石阳这么做也自在情理之中,但这么做了以后,这二人之间关系也就再不是泛泛之交了。救妻女活命,一同救李卓吾之命,救命之恩李卓吾自当感恩戴德。

  邓石阳救助自己妻女,李卓吾当时并不知情,他自泉州丁祖父忧期满再回辉县时,才从妻子那里获知其事。感恩戴德的同时,他对邓石阳更必须以挚友相待了,如此邓石阳成为他生平结交的第一个好友。

  在此之前李卓吾没有真正认可的朋友,更不用说好友,但诸如当初和邓石阳一样有泛泛之交的人一定不少,只有邓石阳“机缘巧合”地发展成好友。大恩不言谢,感戴邓石阳活命妻女之恩,李卓吾与之关系迅速升温,滞留辉县时,两人已开始密切往来。

  受二女夭折之殇,李卓吾大病一场,搬进了县城不远的白云山中避暑养病,在这里他又结识了赵永亨、陈荩、张士允、张士乐、傅坤等文人,时号“白云六友”,这是李卓吾明确地开始交友,但也只是一般“文友”。邓石阳不在“白云六友”之中,当时与李卓吾的关系却已在这些人之上。

  其间邓石阳到访白云山中,也曾与李卓吾有过诗歌唱酬,其《早秋乘公务便访李卓吾》七律为证:“出城载酒访函关,十里肩舆度远山。谈道石床风韵寂,论心泉阁鸟声闲。桃源花绕迷归路,谷口烟浓拥去纶。我欲寻幽作新隐,禅堂深锁白云间。”李卓吾和其意,也作五律一首相答:“相访过山寺,题诗欲满山。野人惊瘦病,仙客喜开颜。落笔天将暮,举头叶可攀。行吟出树下,云在意俱闲。”这两首诗以及“白云六友”等人诗作,后来都被刻碑留念,现立于辉县市西25公里白云寺中。

  李卓吾与邓石阳这段交往时间短暂,但关系轻松亲切,然不过舞文弄墨,较之与“白云六友”的交往相差不多。一班志趣相投的“文青”凑在一起,交往不深也没有矛盾,这还在李卓吾“悟道”之前,自谈不上“志同道合”,这关系属“文友”加“朋友”,这朋友只属于世俗层面。

  这段时日二人交往时间不久,交流也还不够深入,关系却很是和谐。但这种关系一开始就有点错位,一个以报恩为主题,一个却以“情谊”为宗旨。尽管如此,若交往不长不深入,这种关系也可能一直很好地维持,怕就怕交往太过密切,那错位就会暴露出来。恩人难作夫妻,恩人也难作朋友。错位暴露也不可怕,若其后彼此观点靠近,一样可能越走越近,但若观点相左呢?那就很难说了。好在这个风险当时不大,两人都是举人出身,一般官大不到哪里,全国那么多地方,官场又不由自主,李卓吾守制已满即将出任新职,这两人再撞到一起的概率微乎其微。

  事实也正是这样,两人交往不过数月就分道扬镳了,他们各走各的仕途,很多年都没有再见。按照一般状况,这两人应该一直彼此挂怀,李卓吾更感念邓石阳恩德,两个人一辈子都可以做好朋友……然问题是这两人“机缘”远未结束,二十年后他们都已辞官致仕,竟非常巧合地又碰到了一起!

  嘉靖四十五年(1566),李卓吾在白云山中接吏部通知,出任北京礼部司务一职,他告别了邓石阳,自此二人各奔东西。李卓吾在北京礼部司务任上开始接触心学,之后北京、南京、姚安,一路成为了一个思想大家;邓石阳则恪守官场规矩,克勤克俭地奉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理念,官也做得有声有色。论官职两人相差不多,李卓吾做到知府,邓石阳做到知州;论学术两人就不一样了,邓石阳恪守程朱理学,学术建树有限,再相遇时,二人已差距巨大,无论方向还是水平。

  万历十三年(1585),李卓吾因与黄安耿定向交恶迁居麻城,第二年(1586)邓石阳之子邓应祈出任麻城县令,已辞官致仕的邓石阳也随儿子来到麻城,李卓吾与邓石阳这对二十多年前就因机缘巧合结成的好友,竟又一次“机缘巧合”!

  这一次,他们一个是当地父母官的“父母”,一个是当地父母官的“子民”。这种关系倒没什么,李卓吾既是当地父母官父亲的好友,自不再是一般“子民”,从邓石阳论,他也是父母官的长辈,岂不正好有个照应?但李卓吾却反而计较起来。

  麻城县令知乃父邓石阳与李卓吾的关系,又按对流寓地方致仕官员的礼数,主动致函李卓吾问候,李卓吾在回函自称上就犯起了算计:“侍生”倨傲,“治生”委屈,终以“流寓客子”复之。李卓吾研究者多以此举是其欲摆脱地方官“约束”,这个说法没错,但笔者觉得或还有更深一层含义,他在这里可能更针对邓石阳,意在提醒他不要管他理论是非,不要搅入他与耿定向的争论之中。

  李卓吾与邓石阳尽管二十年没见面了,但作为老友,彼此学术观点多少有所了解,这种了解甚至早到同在泉州城头抗倭,以及在河南辉县短暂相处时,尽管李卓吾那时还没有接触心学,但他可能了解邓石阳学术取向,甚或当时他们的某些观点就不一致,否则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好。有说邓石阳此时又拜了耿定向做老师的,这二人观念上的差异就更大了。李卓吾自知与邓石阳关系“特殊”,他希望与之维持好友关系,不想在观点上与他争论,那样自己无疑会很棘手。

  邓石阳肯定没明白李卓吾这层意思,因为不久他就趟进了耿李论战的浑水。

  一对多年老友异地重逢,一开始的亲切往来必不可少,但在李卓吾眼中,地方官的父亲一同于地方官,这个交往一定要把握分寸。然而不久就来事了,周柳塘有意办个书院成立个讲学会,但其弟周友山与他办学观点相左,会长人选就成了问题。兄弟俩都不适合了,耿定向或李卓吾选一也不适合,周柳塘想来想去就想到了邓石阳,不论邓石阳学术如何,地方官父亲的地位非常合适。

  李卓吾闻听,却坚决反对,学会的事因此黄了,周柳塘不乐,邓石阳也心中怏怏,二人都不明白,李卓吾这是不想邓石阳介入纷争。不过这种事自己不明白别人是拦不住的,没过多久还是整出事端来。

  耿李论战中,耿定向抛出邓豁渠。

  邓豁渠邓石阳太熟悉了,他与邓豁渠本就是同族,邓豁渠隆庆元年(1567)流寓河南卫辉府时,曾住过邓石阳府衙,邓石阳生活上对他帮助很多,但对他思想言行多有不满。这事李卓吾可能早就了解,这或者也是他不想邓石阳搅入耿李论战的原因,邓石阳观念上显然不是自己这头的,与之争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与他这“特殊”关系,弄不好自己更会被人骂作“忘恩负义”。可是这事由不得李卓吾,邓石阳一见争论起邓豁渠,谁都拦不住地搅入了战团!

  此事耿定向故意可能性极大,但邓石阳却是个敦实君子,是非对错不容私情,对李卓吾的劝伐就此开端。面对恩人、好友责难,李卓吾苦不堪言!也只有耐下心来解释分辨,奈何邓石阳学术上也欠火候,连佛家“真空”十六字真言都不清楚,李卓吾不得不一边讲解一边辩解,还要态度委婉,生怕伤到对方。

  这邓石阳却不知进退,“请教”不断。李卓吾不胜其烦,不得不赌咒发誓:“吁吁!二十余年倾盖之友,六七十岁皓皤之夫,万里相逢,聚首他县,誓吐肝胆,尽脱皮肤。苟一蔓衷赤不尽,尚有纤芥为名作诳之语,青霄白日,照耀我心,便当永堕无间,万劫为驴,与兄骑乘。此今日所以报答百泉上知己之感也。纵兄有憾,我终不敢有怨。”(李卓吾《焚书?复邓石阳》)这意思说白了就是:您是我的恩人,求您放过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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