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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吾与焦竑

随笔美文2021-04-20147举报/反馈

  明代著名思想家、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李卓吾先生墓,现在北京市通州区西海子公园葫芦湖北岸东侧,其墓地在通州三处两迁,现墓地仅剩下两样明代遗存,一个是墓冢中李卓吾的骸骨,一个就是仍矗立在其墓冢前的一通墓碑。墓碑背阴刊文已模糊不清,碑阳“李卓吾先生墓”几个大字仍遒劲悲壮,其落款是“焦竑题”三字。

  焦竑何许人也?李卓吾生前与他有什么关系?李卓吾开罪朝廷自刭狱中,时人避之犹恐不及,这个焦竑怎么还敢为他题写墓碑?

  焦竑是李卓吾生前结交的第一个知己,也是他认定最要好的生死之交。李卓吾生前名满天下,与之交往过的人难以计数,要好的朋友也可罗列上百,但称得上生死之交者不过三四人,而这三四人中若只选一个,那可能还是焦竑。李卓吾死前曾立下遗嘱:“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园书之,想彼亦必无吝。”这焦漪园就是焦竑。

  李卓吾遗嘱墓碑题字单选焦竑,猜此人一定字写得好,此外二人还一定是好朋友,否则“想彼亦必无吝”难说。事实上呢?这两样焦竑确实都当得起,焦竑是明代博学大家,书法也很有名,尤其擅长行书;他又是李卓吾最要好的朋友,李卓吾一生以友为命,焦竑更是他念念不忘的知己,两人密切交往长达三十多年。

  李卓吾与焦竑都是晚明著名人物,两个人又是至交,但研究这两个人的历史资料,却找不到他们结识的具体时间、地点,或者他们都更重视知己的实质。有关于此的考证,只能从两人留下的文字里大致推断,一人是记述了大体时间,一人说明了大概地点,两相印证应是隆庆三年(1569)或四年(1570),两人在北京结识。这一年焦竑赶考来北京,李卓吾在北京礼部司务任上,李因久慕焦竑学识,主动邀约或叩门一见。之前二人是否有过消息往来不得而知,反正一见如故从此成为知己,友谊维系一生。

  李卓吾曾应邀为焦竑父亲八十寿诞作序,其中有云:“余至京师,即闻白下(南京一区之名)有焦弱侯其人矣;又三年,始识侯。”李卓吾第二次到北京任礼部司务职,时间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秋,第二年即为隆庆元年(1567),这“又三年”以整年计,时间就应该是隆庆三年或四年(四年可能性更大,因五年(1571)有会试,焦竑可能提前到京),但地点没有明说。焦竑也有诗记述二人初见事,或正好可以补充,诗中“中原一顾盼”句点明了初见地点。“中原”的地理概念涵盖很广,可以指河南,也可泛指长江以北长城以南包括北京,但不可能指南京,南京已属江南,无论如何不能称中原。当时焦竑家在南京,李卓吾在北京,这“中原”应该就是北京了,无缘无故两个人没可能到第三个地方去约会。焦竑来京最可能是应试,二人初交因此偶然。

  其时李卓吾已进入王学殿堂正在痴迷,在北京学界开始小有名气,因此交往日广。北京是当时学术中心,了然全国范围的学术消息,留都南京作为当时学术副中心,出了一位少年才子,北京学界也必知名,李卓吾因此先知焦竑。

  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等,祖籍山东日照。其高祖焦朔明初自日照从朱元璋起义,以战功入编亲兵被授世袭旗手卫副千户,屯守京畿,落户南京。传说焦朔虽是武将,却勤奋向学,一次太祖巡视,见其正研读兵书,故嘉奖之,赐名焦庸,以励其向学和再建功名。这是焦氏一族祖上荣光,其后人因此更加勤奋向学,血缘沉积至焦竑中得状元终成一代巨儒。焦竑后来回忆说:“某自髫发愤问学,岂第为世俗梯荣计,实吾父督甚严,不忍怠弃,欲因之稍稍树立,不愧家声耳。”(焦竑《与日照宗人书》)可见朱元璋为其先祖赐名,对这个家族产生了多么大的励志效果,向学已成为其家族传统。

  焦竑嘉靖十九年(1540)生于南京,自幼聪颖好学,16岁中秀才,已很大名气,后又师从南京御史督学耿定向,被乃师任为学子首席(相当于班长),学问大进。嘉靖四十三年(1564)焦竑乡试中举,才名远着,但此后却考运蹉跎、屡试不第。究其原因,大概此子涉猎太广,又溺于学问究竟,如此有利于学,却不利于科考。

  一般人感觉,焦竑似不是非常有名,但其实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家,涉猎之广著述之丰,其前其后鲜有能与之比肩者。焦竑在史学、金石文字学、考据学、文献目录学、印刷出版、哲学、道学、佛学、儒学等等诸多领域都有建树,说得更夸张一些,但凡文人墨客可能会的他都有涉猎且有相当造诣。如此自然会分散精力,单论某项很难突出。此外他还凡事都爱追问究竟,据说做生员时还质疑(请教)过罗汝芳,罗是当时心学大家,但谈论学问焦竑只以是非。

  这般深究致理,自然不利于科举,应付科考,一些陈词滥调的八股文已经足够,这一点上他不如李卓吾来得聪明(李卓吾靠背诵五百篇八股范文中举)。当然,焦竑的目标要比李卓吾远大,若同样止于举人,焦竑的运气一点都不比李卓吾差。焦竑这种状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学生”,也不是不爱学习的“坏学生”,这样为学可成大器,但大器只能晚成,事实上他也是快五十岁才考中进士,但不中是不中,一中就是个状元郎。

  李卓吾知其名时,焦竑才二十六七岁,二人初见时焦竑也不到30岁,在学子圈中只能算后生晚辈。焦竑比李卓吾小逾一轮,但在当时学界名气却比李卓吾还大。好在这二人结识不以虚名,更因为彼此观点相近且情投意合。

  认识焦竑之前,李卓吾虽然落魄却性格执拗桀骜不驯,是以一直没有知己朋友,上任北京礼部司务前,其在河南辉县白云山中,虽短暂交往邓石阳及号称“白云六友”的几位文友,实也不过是舞文弄墨的一帮“文艺青年”,那时李卓吾还没有接触到心学。痴迷心学后,李卓吾又交往过几位学问前辈,如徐用检、李逢阳等,但道义上是前辈,也谈不上知己,焦竑则是先闻其名后识其面,一见如故遂成为忘年之交。

  记述初见情形,李卓吾自述:“夫不诣则已,诣则必耳,乃为冥契也。”(李卓吾《寿焦太史尊翁后渠公八秩华诞序》)大赞焦竑才情与见识。终李卓吾一生,对小自己的焦竑都以师、兄相敬赞誉有加。这没有丝毫虚伪客套,论学识建树,焦竑确实不在李卓吾之下,李卓吾晚年着《九正易因》,许多地方还得焦竑启迪,二人互为师友,确实堪称“冥契”;焦竑写诗记述二人交往:“中原一顾盼,千秋成相知,相知千古难,千秋一嘉遇。而我狂简姿,得蒙英达顾,肝胆一以披,行迹非所鹜。”(焦竑《澹园集?送李比部》)可见二人交往的确是超越世俗虚礼的精神默契。

  李卓吾一生所做学问,如概括就是“求真”二字,焦竑的性格则有武将家族遗风,那就是“直率”,这真与直不尽相同,双方却一拍即合。

  焦竑曾谈其父性格:“为人伉直,不以一言欺人,亦不疑人欺之,心事如直绳,可一饮而尽。”(《焦氏笔承续集?支谈?上》)这个性格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写照,同一文论及“唐疏宋注”(包括朱熹《传》《注》)时,焦竑直言:“汉宋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今疏其糟粕,则俎豆之;疏其精,则斥之,其亦不通于理矣。”他以为“唐疏宋注,锢我聪明……”论及为学之法,焦竑道:“学者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出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止甘心死人脚下?”(焦竑《焦氏笔承》)用不着引证太多,焦竑直人快语,学识见解与李卓吾不谋而合。但性格如此张扬,学问又求深求广,科考迟迟不中就更在情理之中了。

  北京初见,李卓吾与焦竑交往时日很短,但两人一见如故互认知己,从此保持了终生密切关系和友谊,一如刘关张桃园一拜,一头磕下去就是一辈子。人生要成就一些大事,非得有三两个知己不可,李卓吾自此得焦竑精神与现实助力,虽最终未能托得生死,受益也是颇多的。北京初识奠定了二人一生友谊的坚实基础,不久后南京数年常相聚首深入交流,更使二人的友谊巩固像一块磐石。

  隆庆五年,李卓吾北京礼部司务任职期满,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竟官场转运被破格擢升为从五品南京刑部员外郎,官职一下子提高了几个品阶。

  这次升迁让李卓吾喜出望外:官职高了,俸禄自然也会多一些,这样自己就可以摆脱长期以来的生存窘迫了(此时李卓吾远没有淡泊名利,且功名欲直到最后他也未曾超越,这更决定于儒学入世的基本状态)。

  这已是李卓吾第二次来南京做官了(第一次是河南辉县教谕任满,迁从八品南京国子监博士,上任两个多月还没安定,就接到父丧讣告,离职回家丁忧守制去了),这一次比上次大不相同,李卓吾官阶高了,学术上也有了点名气,感觉自扬眉吐气……

  比这些更让李卓吾欣喜的,还是此时南京有他的朋友,比如李卓吾调任南京之前,其问道心学的接引人李逢阳先已由北京调任南京。当然,更让他兴奋的还是知己好友焦竑就是南京人,从此他们就可以常相聚首了。

  果然,李卓吾刚一入城,焦竑就来探望,自此二人“朝夕促膝,穷诣彼此实际”(《续焚书?卷二?序汇》)。此次相聚是李卓吾与焦竑第一次长时间相处,两人交往非常密切,没有发生任何摩擦或不愉快。

  这首先是因为两人性格合拍。一般人与人交往需要保持一定距离,否则会出现“刺猬效应”,这二人却是一“真”一“直”,性格相似又不相同,耦合一起恰到好处;其次是二人观念上真的投机,思想交流越多,两个人越是发现彼此很多不谋而合处,探讨越深入越投机,情谊自然也愈加深厚。俗话说“人生难得遇知己”,李卓吾和焦竑却很幸运,两人一见如故以为“冥契”,深入了解又果然知心,真可谓有缘有分;再次是两个人奋斗方向和目标不尽相同,一个专求人生大学问,一个涉猎广泛却执着科考,彼此互补而不冲突;最后是二人交往之初,怎么说也不太深入,期间也没有发生大的事情,这些都是两个人关系亲密,却没有出现矛盾与隔阂的原因。

  焦竑是南京土著,又是享誉一方的青年才俊,在南京学术界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其师耿定向是当时东南学界领袖人物,名师高徒更如虎添翼。不过耿定向虽属心学一脉,却又同时笃信传统儒学,焦竑在学术观点上则希望打破传统,进一步发展心学,是以他和李卓吾观点更多契合。李卓吾在北京既已融入学界,来南京后更扩大了交往,其中自然有焦竑助力:当时心学泰州学派几位泰山北斗级高人、如王畿、罗汝芳等正在南京,李卓吾得以拜访请教,这中间是否有焦竑引荐不得而知(焦竑也算是罗汝芳弟子)。

  李卓吾在南京还结识了他人生的第二个知己好友耿定理。

  耿定理是耿定向二弟,其以兄为师,但学术观点上也是心学一脉,且其在佛学上更有相当造诣,并与李卓吾一样主张“以佛释儒”,是以结识李卓吾后走得很近。这个关系中显然也有焦竑的影子,不用说焦竑也起了一定作用。

  李卓吾第二次到南京时,学问上已有相当基础,有了一定的观点见识,但还说不上有多高层次。到南京后他深入心学泰州学派腹地,得其要旨,学问上越来越广博,见识上也越来越深刻,自然名气也越来越大。

  如果说在北京时李卓吾已进入心学殿堂,到南京后他更是确定了学术方向,观点更深刻也有了更多创见,终成为心学泰州学派的骨干一员。李卓吾与焦竑成为知己,心学是一个重要媒介,两人在学问上的交流不止心学,但显然这方面交流最多也最深入。不过焦竑在学术上涉猎更广,心学在他而言只是其中之一,这个时候他主要精力都放在科考上,与李卓吾的交往更多属于朋友层面。

  李卓吾这一次任职南京有六年时间,这六年他与焦竑往来密切,双方不仅在学术上广泛交流,彼此的交情也更加深厚。南京留下过两个人生活中很多故事,诸如一同安排出身贫贱却一心向学的周安出家。焦竑为之别立庵院,李卓吾则为庵院题名,周安自此号定林,成为焦李二人终生挚友,并最终为替焦竑到黄安去探望李卓吾客死他乡,真情高义感天动地(事见李卓吾《定林庵记》)!

  在李卓吾与焦竑一生交往中,此次南京交往时间最长,关系也特别密切,但二人之间没有大事发生,自也没有发生问题,故不需过多叙述。

  李卓吾与焦竑交往的轨迹,更像是两条平行线,不交叉又难分开,他们志趣相投,道路却并不一致,志同而道不合,这反而有利于保持友谊。常言说“君子和而不同”,一般是指道路相同,但观点上存在分歧,焦李二人却状况相反,效果竟也一样。

  这一时期,尽管焦竑在科考上一直非常努力,但“文曲星”的光芒却迟迟没能照到他的头上。他孜孜以求一如既往,他涉猎广泛和究问致理的习惯也始终如一。李卓吾的状况就不同了,这次南京任职期间,李卓吾在学问上突飞猛进,除了直接深入心学泰州学派,他还研究起佛学和道学,尤其对《老子》的研究卓有成效,《子由解老序》正是着于此时。李卓吾研究佛学、道学,目的在于以它们为手段解读心学,这一点他自己却没有明确认知,以至于常常迷惘在手段里,一会儿崇道,一会儿崇佛,但不管怎样,他都在从佛学和道学中汲取营养,这使他在思想上认识更为深刻,渐渐进入了当时学术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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