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讲啦金士杰演讲稿：贫穷的年代 高贵的职业

　　各位同学：

　　大家好！我在台北曾经主持过剧团，然后也在学校教过书，带过学生，面对不少年轻人。我记得有好几次，有好几个年轻人，曾经跟我有过这样的对话，他因为马上高中毕业要考大学，或者是大学马上要毕业要进入社会，有点不知道填什么志愿，选什么行业，不知道何去何从。我说别想太复杂，你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的兴趣是什么？对不对？对方就一愣，然后陷入苦思之后回答我说，不知道。

　　我回到家之后我就开始很认真思考这个事，每个人不是从小到大都有些什么喜欢这个喜欢那个，有人喜欢玩一些什么花花草草，然后有人喜欢给洋娃娃穿不同的衣服，有人喜欢打鼓，有人喜欢玩汽车模型，玩飞机模型，然后有人喜欢唱歌跳舞，有人喜欢画画，这不都是兴趣嘛。按这个兴趣有一天还可以发扬光大，搞不好会变成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我就问我自己，我的兴趣是什么？我在台北，舞台剧这个圈子里，我担任编剧，担任导演，也做演员，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朋友还问我说，你三件事都来，你怎么形容你自己在做的事？我说我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我的兴趣就是故事这个事儿。

　　我现在讲我童年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一个画面，那是一个贫穷的年代，没有电视机。这个事情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整个晚上没有节目，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发呆。然后有时候晚上你会看着满天的星星，看久你会发现很奇怪，你跟星星的距离会开始变，你好像觉得自己快要飞起来了，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心里面出现一些声音，好像对话。“你在看我吗？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可不可以露个面出个声音让我看一看，听一听，你是谁？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站在这里是为什么？我这个人活着是为什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有一天我是不是会死？我在干什么呢？”完全的自编自导自演。这个事在当时来讲叫作穷极无聊，不过长大以后我还蛮喜欢这个动作的，我觉得生命当中必须有这个有意思的留白，它会逼使你出现一些生命当中想象不到的东西。

　　自言自语的方式会变，它后来会变成写日记，写信，写些杂文，或者是写些散文一些诗，其实说穿了，我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文艺青年。然后这个文艺青年在十五岁的时候，他读了台湾南部的一个屏东农专畜牧兽医科。因为我想躲避大学联考，高考。因为我觉得读书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它必须是很快乐的事情，可是面对大学联考，它根本就不可能快乐，而且它很扭曲很变态，那是我主观的感受。而且我觉得我读农专，还有个好处，是那学校不会给我太大的学业压力，所以我可以利用大量的课外时间去我最爱去的地方，去书店，去电影院，最后我也这么做了。我还记得我双脚踏进书店的时候，心中的那种狂喜，我就一个字可以来形容我当时的状态，叫作“饿”，饥饿的“饿”。好像多少年我没吃一顿好东西了，现在突然把我置身这个世界级的美食餐厅，随便我吃，随便我拿，随便我用。天哪！我这手伸出去一本一本(拿)下来读的时候，我看见这手高兴得在那发抖，一本接着一本读，我在那边不能停，因为太高兴了。没有任何人逼我这么做，只有一个人逼我，就是我自己。好像我童年的时候，那些望着满天星星的那些自言自语，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我要的答案。有一天有一本书出现了，那本书叫作《黑泽明的电影艺术》。我觉得天哪，作为一个电影导演，真的是好神圣好伟大的事情，我整个人好像被燃烧起来。是不是表示那个时候，我就心里面已经开始自我期许将来要去当一个导演，还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个东西在跟我招手，强烈地吸引我往那个地方走。然后农专毕业了，我在养猪的牧场做事，因为我要给我爸爸妈妈一个交待。他们帮我出了钱读书，付学费，那我现在有学以致用，我没有不务正业。天天跟那个猪面对面，我记得我还经常带着一个吉他，跑到那个猪圈当中一坐，自弹自唱，因为我希望那个气氛愉快一点，那群猪就围着我转。我一手把这些猪拉扯大，从它们一出生，我帮它们接生，我帮它们剪脐带，帮它们剪牙，再大一点，我还帮它们送终，送终什么意思啊，就是送屠宰场。那个经验真不是很好的经验，因为那个方式不太人道，我当下心中有极大的难堪，我发现我只是一个商业体制底下的一个很小的生产道具，养猪这个事变得完全不浪漫。我突然对我自己说：“够了够了够了，我看猪已经看够了，我要去看人了。”

　　然后我就跟牧场告辞了，也是跟住在南部的父母亲告辞。我说我要去台北找工作。我的天啊，其实我根本说不清楚我要做什么，然后老人家那会还掉了眼泪。到了台北我找着工作，叫作出苦力。我为什么找出苦力的工作呢？我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我觉得我大脑非常重要，我的大脑不可以花任何力气在那些什么上班打卡，穿西装打领带吹冷气，然后打计算机画图表，我觉得太便宜了。我大脑只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读书写字创作。然后我找着的工作叫作仓库管理员，下班时间一到，我把我的纸跟笔拿出来，开始写我这一辈子第一个剧本。字斟句酌地慢慢写慢慢写，旁边那些小工在那边看电视，喝酒，打扑克牌，聊女人，我这边充耳不闻。十个月，你知道十个月有多长，跟女人怀胎一样，怀了十个月把第一个剧本写完，写完之后在最后一页写，剧终。剧本合起来，放到抽屉，关起来，这个事就完了。我没有想把这个剧本拿去给任何人看或者拿给谁发表，或者做什么其他用途，我想都没想过，我写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写它，写完了这事情就没有了，完了。

　　在当仓库管理员那段时间，我还常常跟朋友到台北去看一些舞台剧，那个时候台北的舞台剧叫沙漠，就是全都是一些陈腔滥调，一些教条主义，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然后每看每骂，然后我心里想，骂干嘛呢？骂太容易了，有本事你自己干。我那个时候会做一件事，要说服人家参加我的剧团，我经常遇到一个对话，一模一样的对话，对方就望着我说：“哦哦，你要成立剧团啊，很棒很棒，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钱哪？“我就据实回答：”没有，一毛都没有。“对方就点头微笑，然后用手在肩膀上拍，一个点头。他的潜台词我完全读得懂——”理想主义，不错不错，没钱？有一天你会死得很难看。“我就不信邪，没钱就不能做演出？我告诉你，我偏偏要做这个事，我就是要一毛钱没有我还是要演给你看，天空就是我的屋顶，大地就是我的舞台，我就这么演给你看。而且我说穿了，一个人是为兴趣跑，这“跑”就不叫跑了，叫“玩”，那既然是玩，答案很清楚嘛，再苦再累再穷，都不苦不累不穷。这一帮人集合了，那是1979年的一个夏天，我站在门口，就开张之日，整个人在那边等，我一望去有来了二三十个人，陆陆续续地都来了，我看看这些人的形象怎么不太好，乱七八糟衣服，然后烂短裤，什么烂球鞋，什么拖鞋凉鞋，感觉不太像是要搞剧团，有点像是在菜市场碰到一帮人，形象不怎么良好。可是我告诉你，他们把自己白天上的班当作副业，他们把来这儿当作主业，而这个地方是零酬劳，没有名没有利，光冲这一点就知道，这一帮人不是等闲人士。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他们对生命的那种，对艺术的执着，绝不是一般人。

　　他们每个人心里想，我们可能要成立一个剧团了，可是我心里想，我们好像要成立一个丐帮了。然后我们给自己剧团也取了一个名字叫作“兰陵”。一年半之后，我们回到现实，我们要演出了，我们手上没有一毛钱。有一个大礼堂，搁着没用，他们提供给我们，我说好啊，不用白不用，我们就有一个场地了。没服装啊，我们每个人自己掏腰包，买了个功夫裤穿身上，因为我们剧中需要一些肢体表演。没有灯光，我们每个人从家里面搬那个爸爸妈妈打麻将的麻将灯，然后你搬一个，我搬一个，那个线不够长，再买一个延长线，这么一插，灯就亮了。然后没有宣传，我们自己打开纸，拿着笔自己画海报，画完之后再到台湾大学、师范大学门口墙上贴。没化妆没关系，素颜上去也可以演，演出那天观众席坐了二三十个人，人不多，但是其中大部分是台北文化界精英，然后我记得他们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台北市等你们这群人等了很久了，你们终于来了，你们要演下去，求求你们拜托你们，你们一定要演下去。”

　　好了，我不是说嘛，我们没有花什么钱，破破烂烂的条件，贫穷的剧场，我们一样演出了。但是关心的朋友不免会说好好好，你们值得鼓掌，值得加油，但是你们还是不免有三餐不济的时候，你们也总有付房租的时候，你们怎么对付？我说个事儿吧，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很有名的台湾的女作家，她叫李昂。他们家境很好，我到他们家做客，吃饭吃吃吃，我就说哇，桌上菜这么多，都好好吃啊。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平常都这样吃的啊，那你们每次都吃不完，你们都怎么办呢？她说，还能怎么办呢。我说我来替你们做一下义务的食客呀什么的，她说很好，欢迎欢迎。我说别急着欢迎啊，我们可以把条件先说清楚好吗？第一，我不定时来。但是我来之前我先打电话，我说今天有没有剩饭，你说有，你说方便，方便我才来。第二，我来的时候只吃剩饭，你们家里人撤了，全部吃完了，摆的是剩饭剩菜，讲好了是剩饭剩菜，不可以因为我来你故意加一个菜，这是。必须是剩饭剩菜，她说这样子也可以啊。还有我吃这个剩饭剩菜的时候旁边不可以站着人，你旁边站个人，你跟我很客气地点头，那我就必须很客气地回以”嘿嘿嘿“这就叫社交，这叫客套，怎么样？就不专业。我要很专业地吃，没有任何多余的废话，吃完之后很干净地专业地走，说再见的时候不可以有人在那边跟我说再见，这么一社交一客套，我就觉得我下次不会来了，我就觉得心里有负担。她说好我就依着你。我也这么做了，吃了好几回，吃得好开心，觉得把我最近缺的营养都补回来了，然后我心里想，我只要有三十个这样的朋友，我一个月可以过得还蛮富足的。我还有个学生啊，结婚的时候跟我说：“老师，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一定要到场。我说别了，我没有钱，我不去。”他说：“老师，不要你的钱，我要你这个人，因为这个日子对我讲意义太大了，你一定要在。“我说好好好，我们把条件说清楚啊。条件一是你要真心真意地求我，你玩假的我就不来。他说太真了，老师真的求求你来。我说好，来。”我没有红包。“”不用你的红包。“我说不给红包，但是我要打包。因为我发现酒席当中很习惯浪费很多菜，我看不过去。”没有问题，你来我帮你打包。“他说。后来他们就真的帮我打包，每次吃酒席吃了一半，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别在这混了，就想走。他们一看，金老师要走了，就开始嚷嚷，开始打包，好几个桌子一起动，塑料袋拿出来。我说慢点慢点，客人还吃一半，人家客人好尴尬。经常提一大包小包回家，好沉，但是好补。我说这些事儿，除了好玩，除了说明我的脸皮很厚以外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说明我们这种穷是完全不需要自卑的，完全不需要脸红的。甚至于反过来，我们要小心我们心里的自大，不要轻易被对方察觉。我们自大什么东西？我深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做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把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创作，拿出来给这个社会给这些人群，我们做的事情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们没有那个闲工夫赚那个闲钱。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这个穷，不是穷，是富；不是缺，是足。从某种含义来说，我们是这个城市的一种贵族。

　　到1980年，我们的剧团得到一个机会，参加了台北市的一个剧展，于是我们走上了正式的舞台，做正式的演出，那是第一次，简单地说吧，那天晚上一炮而红。首演那天晚上，观众在剧院里面那个欢呼声，那个鼓掌声，几乎把那个屋顶快掀掉了，好半天发现，没看见金先生，敲我的门把我拽出来，你哭什么啊？干吗呀你？我在闹情绪，我在闹别扭。我很不喜欢当下的一种感觉，一种叫成功的感觉。成什么功啊，我们庆什么功啊，你知道这个社会有时候很便宜哦，把你莫名其妙捧到一个高度，然后对着你鼓掌。“哇，你好高啊！”然后你莫名其妙就觉得自己真有那么高，我觉得那种荣耀是一种假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如果到学校读书，就一件事嘛，是什么？为了求知欲。与奖状无关，与你第一名我第二名，谁第三名无关，与那些通通无关，我们如果到学校读书，只有一件事会发生，就是我来读书，因为我想知道。

　　这两三年我在大陆跟台湾忙着演出一个舞台剧，叫作《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那是一个探讨生命和死亡的戏，相当受到好评。然后去年在上海呢，就有一个白玉兰和壹戏剧大赏同时各颁给我一个奖，记者就说：“哇，金老师你一下得的这个奖好丰收啊。”忙着追问说我得奖的感受。我还照实说了，我说，非常感激，但是坦白讲，我从小到大对奖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概念和感受，没有任何想象，所以我现在有点手足无措。我觉得我这个人其实在做什么，我就好像一个长跑者，我唯一在做一件事情，我在跑，继续跑，烈日当头我在跑，跑到半道上，突然有个人跑出来：“来一杯水给你，给你喝。”我说：“哦，谢谢。”我觉得这杯水就是那个奖，我还来不及看清楚，我就把水喝了，然后说谢谢，我继续跑。

　　我非常高兴也非常幸运，我跑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自己的兴趣而跑，它是自我的一个人生的完成。我觉得跟自己的兴趣相处，这是我的幸运。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拥有这个幸运，发现自己的兴趣，然后发展它，落实它。有生之年，如果跟你的兴趣可以合二为一，我觉得那是非常幸运而且应该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