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的完美人生

　　文/江夜雨

　　1997年冬天，齐齐哈尔。

　　张伟从厂办的小学里放学，顺着那条小路，第几百次走进灰色的大门。

　　很久之后他回忆那天，依旧有着一点魔幻主义的色彩。机器单调的、巨大的仿佛永远不会停下的轰鸣声消失了，他看到寂静的人群围着那面熟悉的墙壁。那里曾分别出现过爸爸和妈妈的照片，下面有红色的五星标记的字符——先进劳动者。

　　那种不安的寂静并没有持续多久，人群开始躁动：“凭什么不让我们干了？！”“要生存，要吃饭！”“和他们闹！”

　　他透过暴躁人群的缝隙里看去，红色的纸张贴在玻璃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里写着父亲的名字。

　　高耸入云的烟囱冒着稀稀拉拉的黑烟，天空开始下雪。

　　那年冬天张伟学会了一个新的词汇——“下岗”。如果词语是有重量的，他几乎看到它压弯了父亲的脊梁。

　　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土地既慷慨又吝啬，小时回老家，他见过爷爷奶奶弯腰播种、收割，他们腰永远挺不直，保持着一个轻微的弧度。

　　爷爷最得意是将父亲送进了技校，让他成了家族第一个走出农村的人。父亲认识了同样在工厂的母亲，而后结婚，从单身宿舍搬进福利房，当工长，当主任……

　　他像这个重工业城市的很多人，以为这会是自己的一生，甚至是儿子、孙辈的一生。

　　1998年冬天，父母开始剧烈的争吵。父亲所有的技能都依赖于那条走了无数年的流水线，他就像这个工业城市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失去了机器，螺丝钉就是一个多余的部件。在这个满是下岗工人的城市里，他找不到所谓体面的工作。

　　“别他妈的瞧不起我，”他喝醉时变得格外暴躁，拿着酒瓶指着母亲：“如果不是老子让给你，你能留厂？！”

　　张伟并没有小到对家里变化懵懂无知。他能从寡淡的饭菜里发现家庭的财务危机，从逐渐沉默的氛围里体会到父母关系的紧张，但这一切都不如看到父亲骑着三轮车载客来得有冲击。

　　他尴尬地站在人群里，喊不出一声揽客的话，张伟的第一反应躲在了人群里。

　　永远不能低估中国老百姓令人心酸的忍耐力。很快，父亲习惯了抽劣质的烟，母亲习惯了接裁缝的活儿。那年过春节，他们回到奶奶家，一家人如常地包饺子，他被久违的肉馅儿香撩动咽着口水，父母少见地平和地聊天，直到电视里那个知名的小品演员说：

　　“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忽然死一般的寂静。

　　张伟读大学时离开了那个城市，去了一直向往的首都。穷，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东西，那就像旧旧的球鞋和深刻的不安全感，越是掩饰越是明显。

　　他比所有的人都努力，因为知道什么是一夕之间失去所有。

　　七年的大学生活足够改变你很多，他足够优秀得拿到奖学金、保研、找到一个漂亮的女友；他学会了收拾自己，消除了本就不太明显的地方口音，学会了和这个城市相处……

　　毕业K歌有人戏谑地唱起《重头再来》，屏幕上，成名的歌手在风雨中甩着头发，喝到半醉的他忽然泪流满面。

　　他想起父亲在下大雪时出去拉活，一个冬天手上长满了黑红色的冻疮；想起母亲低腰缝纫着低廉的布料，总要挑最偏僻的地方摆摊儿，偶尔碰到熟人就慌不迭地躲开……

　　所有对下岗生活诗意的诠释，都是一种无知而高傲的残忍。

　　毕业后张伟顺从了父母的心愿，考上所有人艳羡的公务员，拿到一张珍贵的进京名额。不能说他没有想过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但骨子里他多么需要一份安稳。那就像是热气球上一个针眼，让那些高飞的梦无声地消失在空气中。

　　张伟再回去过春节，沉默讷言的父母掩饰不住地高兴，所有人都为他高兴。

　　就像他捧着一个金色的不朽的饭碗。

　　张伟的女友研究生毕业时，那一年就业形势特别差，她没找合适的工作。还好，女友有个伯伯，是一所三流高校的领导，他说考博吧，毕业来我们学校。

　　“女孩嘛，当老师多好，能照顾家。”

　　于是女友专心考博，延迟了就业时间。在张伟工作的第五年，他们结婚了，依靠单位的政策优惠，他购进了按市场价根本无法企及的海淀区的房子，有地铁直达她的学校和他的办公地点。

　　成家，立业，按部就班。她在读书，他去上班，生活平静，毫无波澜。

　　虽然很久没有学过新东西，张伟仍然有着固定收入；忘掉了80%的专业知识，仍然可以轻松胜任工作；不用费心去买什么学区房，孩子就能在寸土寸金的海淀区得到一个入学名额。

　　他觉得自己该有安全感，但总是隐隐感到不安。

　　就像是半夜忽然下坠，睁开眼却发现还躺在床上。

　　两家的父母开始催促他们生孩子。“趁着读书时生，生完正好毕业去学校工作。”“再拖下去，就不好生了”……理由是如此不可辩驳，于是他们照做了。

　　2015年的春天发生了两件事。妻子怀孕了，她的伯伯因贪腐被抓。

　　工作泡汤了，挺着肚子找工作又不现实。“导师让我跟他做博后，”她叹口气：“我先读下去吧。”

　　两个月后，一个传了几年的消息尘埃落定：

　　北京市政府将迁往通州。

　　周围哀鸿遍野。北京这个城市大到残忍，无数人将面临实际上的两地分居。大家抱怨着、打听着，却鲜有人行动。

　　张伟人生第一次想跳出围城。然而，在这个经济糟糕的夏天去寻找一份得体的工作，是如此的艰难，年龄、资历、经验，他甚至不知道该在简历上写些什么。

　　而有些招聘上更是清楚写道：只要85后、只要90后。

　　在第N次失败后，他走在热得发烫的北京街头，却突然想起了在齐齐哈尔漫天大雪中努力蹬三轮的父亲起伏的背影。

　　对怕极了动荡的人来说，改变，是一种奢侈。

　　稳定，又一次压倒了一切。可问题依然存在：要么张伟每天花4小时通勤、行程140公里，要么让举家搬来通州，妻子在东边再谋职业。

　　而拥有博士学位的妻子，不想在通州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仿佛是一种讽刺，君在永定头，妾在西山尾，住在一个城市的他们，却面临着一种“双城”生活。

　　他和她无数次争吵，直到发现争吵并没有意义。于是决定等，等着靴子真正落地。

　　很奇怪，曾经在报告里无数次写过战略、思路、优势，写过狠抓、落地、执行，但张伟忽然明白了，谁才是承受这些东西的客体。

　　进入体制是一场公平的交易。它赋予你所谓的安稳，用看得见的身份来抹掉棱角，用看不见的文化来改造灵魂，让你习惯平静和中庸，最终换来无法反抗的服从。

　　温水煮青蛙，最大的诱惑在于那种舒坦的温暖，让人不用去面对世界的冰冷和颠簸。

　　等到快要煮熟时，哪里还跳的动呢？

　　张伟今年32岁，有一份得体的工作，妻子快博士毕业了，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

　　这是他的，完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