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影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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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逝去已三十多年啦，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清晰地呈现眼前，一幕幕一件件往事就象刚发生在昨天。 那是1984年的夏天，高考体检结束没多久，我在家等待录取通知书。一天下午天气格外闷热，我在周边村同学家闲聊，村里突然来人找我，说我爸出事了，我立刻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一路上我的心不断地往下沉，像掉进了无底的深渊，我不记得是怎么回到家的。我家就在村边马路旁，是二间只搭建了一层的清砖混泥土房，围成一个小院子。我攀爬上一辆停在家门口的货车车厢，眼前的情景，我如同浸入冰水，心完全凉了：我父亲躺在车厢上，脸色苍白，睁着眼睛，似醒又似睡，不动不动。车子急忙赶往县人民医院，但最后的一丝生的希望还是破灭了。事后得知我爸是在骑自行车过一下坡大桥时，从桥上摔下去的。父亲的逝去，我内心虽然十分沉痛，但却始终没有掉一滴眼泪，那时脑子出奇地清醒，就象被狂风暴雨洗刷过一样，也许是人的一种本能，当突然面临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现实，我选择了平静地接受。 父亲是一名乡镇卫生院的普通医生，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居无定所，家对我来说就象一条在太海中漂泊的小船，我爸调到那全家随他到那租房落脚，家里全部家当是一台洋车（缝纫机）、一张吃饭的小圆桌、还有几把椅子。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出生在不同的地方，我是我父亲调安顶卫生院工作后在雅里村出生的，记得当时寄居在一户农民家里，直到后来全家由居民户口转为农村户口下放到上西岭村，才开始相对安定下来。从安顶卫生院到上西岭村大约三里路，要翻过一条岭，山顶有家农机厂。最先，我们住在村祠堂南大门的右侧厢房里，祠堂东面是池塘，是村里人洗衣的地方，池塘东侧有一口水井，水清澈见底，这是全村人的主要水源；南面有好几棵伟岸的古树，有几棵是枫树，但印象最深的是二棵敏树，四季长青，长着镰刀形叶子，一到冬天树枝上会结出红色的珠子，特别好看，味道酸甜，我特别喜欢吃；古树旁边是一座古庙，后来在里面搭了四座术冲，在冬天用来烘干白术，在我大了些后常会从家里偷几根蕃茹去那烘烤着吃；再后面是一片绿油油的竹林，象一条绿色的大围巾绕着池塘和水井，大风经过时绿围巾伴随着“呼呼”的叫声随风摇摆，场面十分壮观。打开屋里靠西的窗门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水库，平时平静得像一面明镜，阳光一照，跳动起无数耀眼的光斑，但我觉得最好看的是在霞光下，一阵微风吹过，水面七彩鳞光荡漾，像一群顽皮的小孩子似的跳跃不定，特别迷人。祠堂内有一长方形的天井，地面用鹅卵石砌成，天井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枇杷树，这是我儿时纳凉玩耍听故事的地方，听老人讲“枇杷好吃树难栽”，枇杷树要经过几代人时间的成长才能长出好吃的枇杷。后来祠堂办起了村校，又成为我读书识字的地方。 当时我父亲经常背着药箱走村串户为人治病。哪里有人生病村里会打电话过来，我爸马上背起药箱赶过去，他们叫出诊，如果别的村又有人生病，又要赶到别的地方，有时一天来回要赶好几十里路，累得够呛；平时也会背着药箱到各村转转看看，他们叫巡诊，一般会在村书记家歇歇脚，有病的人听到消息会赶过来。当时电话机十分稀罕，每个村一般只有一台，装在村书记家里，电话机上面要连接二只大电池，打电话时用手摇动手柄，通过乡镇（当时叫公社）总机接转，所以在村书记家歇脚最便于联系。我父亲和各村村民很熟，大家也都很喜欢他。小时候我父亲到周边村出诊时有时也会带我一起去，我也很乐意跟着去。我父亲患有胃病，出诊路上发病时总是吃几片胃药继续赶路，有时疼得头上直冒汗，只好在路上歇会吃几片止痛药，然后用手托着痛处继续赶路，总是说：“等会会好的，那边有人等着我，要快点过去。”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轰轰烈烈的**彻底打破了平静的生活。先是我家从村祠堂里搬了出来，租住到一农户家里，后来又换了二户，这期间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寄人篱下”。接着，我爸被迁送到村里接受监督劳动，工资被停发。那时我正好上小学，由于家里断了主要经济来源，生活陷入窘境，**这些年，我家主要靠母亲一双手替人做衣服补贴家用。我父亲白天除了戴高帽、挂牌子上街*行和开会接受批斗外，就是参加大队组织的掘坟墓、做农活等义务劳动；晚上不是上台接受批斗就是写检查，并且必须做到随叫随到。后来村里建造了新的小学校舍，所有的墙都是用坟砖砌的，我坐在教室里总会想这其中有我父亲的劳动成果吧。我父亲抽烟很凶，回村接受监督劳动后，时常会一个人坐着抽闷烟，烟也抽得更凶。为解决抽烟困难，他专门叫人做了块长方形木板，在上面贴上一张牛皮纸，制作了一个简易卷烟工具，自购烟叶，开始自制卷烟；另外还自制了一杆长烟杆，装烟丝抽。我父亲从受人尊敬的医生变为“接受改造”的“黑五类”后，许多人看待我们的眼光发生了变化，有的有意或无意地在回避我们，有的怕受到牵累急于和我家“划清界线”，我总感觉到身后有无数双眼睛在指指点点，这让我幼稚小的心灵深切地感受到了“世态炎凉”。经再三考虑，我父亲最终决定要建一个自己的“窝”，而这又使我家本来十分拮据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由于巨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本来很单薄的他变得更加憔悴。 经过几年努力房子总算建起来啦，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好比严寒中透出了一丝暖意。然而，一个家庭在倒霉的时候不顺心的事总会接踵而来，即使出现一丝阳光也是短暂的，终久还是要被乌云笼罩。我那新鲜劲还没过，我就出了意外。记得那是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在教室和同学玩“背米”游戏，我不小心摔了一跤，由于二手倒剪在后面，加上和我玩的同学体重比我重很多，倒地时头部着地伤了眼睛，我父亲虽然采取了许多治疗措施，但眼睛还是一天比一天肿起来，并且肿大得吓人，我父亲赶忙抬着我去嵊县梁台门看眼科医生。我坐的是一把媵椅，二边各捆一根竹杆，二人抬着走起路来“吱吱”发响。眼科医生正好也“被打倒”在家，检查后说幸亏我父亲及时采取消炎措施，要不然我这右眼就废了。 文革在继续，生活在延续。接着我大姐出嫁了，嫁在同村，由于家贫没什么好的嫁妆，尽有的一些器具也是我家原来在用的东西，叫油漆师傅重新作了油漆绘画处理。对这事，我父亲好象一直有一种内疚感。后来外甥女出生了，给沉闷家庭带来了一些生气。 文革后期政策有了一些变化，单位开始给我父亲每月发十五元的生活费，这对家庭经济困境有了一定的缓解。后来落实政策我父亲恢复了工作，并补发了部份工资；接着小姐也参加了工作，这时家庭经济状况才有了好转。后来我父亲根据组织安排调到中彩卫生院，除从事日常医疗工作外，负责新建卫生院大楼，由于长期劳累，一段时间出现恶心、乏力、全身倦怠的症状，甚至走一段很短的路也要歇息几次，他说肝出了问题，经检查肝肿大六公分，那时每天坚持吃一只红糖鸡蛋，由于在家闲不住，没休息几天就去上班啦。后来他又调到新天卫生院，这也是他最后的工作单位。
我父亲有很多笔记本，里面有很多治疗病例，还有很多中西医处方。我小时最喜欢翻阅这些笔记本，但我感兴趣不是记录的内容，而是一张张漂亮的插画，主要有庐山风光和桂林山水画，我常把喜欢的插画一张张撕下私藏起来，撕下插画后联在一起的页面就会掉下来，当时我很害怕，但我父亲从没因此责备过我。
我父亲一直比较乐观，哪怕是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仍比较豁达。我记得在文革期间，我父亲自制了风筝，骨架是用竹片制作的，然后带着我去放风筝，飞得很高，最后一次在降落时挂在了电线上，十分惋惜，我很佩服他的制作手艺和风筝放飞技术。休息日他喜欢去钓钓鱼，有一次我随我父亲一起去石门水库钓鱼，突然他说有一条大鱼上钩了，花了二牛九虎之力才拉出水面，结果是一条六两重的鳗鱼，他说鳗鱼尾巴的力量特别大，感觉就象一条大鱼。平时他喜欢抽烟喝酒，大概是在五十岁后晚上睡觉会不停地咳嗽，后来终于下决心把烟戒掉；每天晚上他都要喝上半斤黄酒，对下酒菜没什么要求，以兰花豆、花生米为主，偶尔会搞点小鱼、小虾、螺蛳之类，这一爱好伴了他一生。据说后来出事也可能与中餐喝了点小酒有关。 我父亲对很多事不怎么上心，也从不愿意找人求人。记得我刚上小学时，第一张表格有“家庭成份”一拦，我问他怎么填，他轻描谈写说了句填“小土地”吧。从此“小土地”伴着我成长，我成了同学中的异类，在那个红色的年代，“小土地”三个字使我失去了加入“红小兵”、“红卫兵”的资格。直到后来我和我妈把户口从上西岭村迁回祖籍上宅村，才得知我家真正的家庭成份是“贫农”。我父亲恢复工作后，原来扣发的工资一直没有全部补发，当时家里由于搬迁经济十分困难，我妈再三催促我爸去县卫生局反映情况或找找人，但他一直到离世还是没有去。 父亲的早逝，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无奈和残酷。时光不会倒流，子欲孝而亲不待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