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到一元：“印度”概念的当代变迁

　　“藏红花色”的“莫迪时代”

　　随着莫迪于2019年第二次以更大的优势赢得印度人民院选举，观察者们对于印度已经进入“莫迪时代”基本达成了共识。自2014年第一次胜选执政以来，莫迪政府在印度的多个领域都实行了激进的变革，其在外交领域的变革无疑也是致使今日中印关系面临巨大困难的重要因素。藏红花色(橙色)是印度国旗所采用的颜色之一，也是印度教僧侣法衣的颜色，是勇气和献身精神的象征，并被印度教民族主义引为自身的象征。本期封面话题聚焦“藏红花色”的“莫迪时代”，分析这一时期印度在外交、内政、社会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及对中印关系产生的影响。

　　——编者手记

　　2019年5月，印度人民党继2014年之后再次以绝对优势赢得人民院(下院)选举，莫迪连任总理，组建强势政府。此后，莫迪政府凭借绝对政治优势加速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力图重塑印度国族认同。莫迪政府的有关政策在印度引起了规模不等的骚乱，但均未对印人党和莫迪政府的执政地位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印度主流文化正在进入某种“印度教一元”时代，“印度教民族”和“印度民族”趋于重合，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度民族主义趋于同质，印人党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狭义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正在和印度大众广义的“印度特性”(Bharattva)趋于一致。“印度”(Bharat)进入“婆罗多族”时代，印度这块土地俨然成为了“印度教徒之地”(Hindustan)。概言之，印度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一种宗教、一种文化”阶段，将“印度”(Bharat)构建为现代意义上“单民族国家”的进程进入新的阶段。

　　2019年10月，一队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志愿者”在北方邦普雷亚格拉杰市街头巡游。普雷亚格拉杰(Prayagraj)原名阿拉哈巴德(Allahabad)，2018年被在北方邦执政的印人党政府更至现名。近年来，印人党及其盟友大力推动以梵语词替代阿拉伯语、波斯语词地名。

　　“地理”印度

　　“印度”这一词汇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古代“印度”并非今日印度。古为地理概念，大体相当于今印度次大陆;今为国家概念，1947年之后才出现。

　　就印度教(婆罗门教)文化背景的政权而言，公元前4～前2世纪的孔雀王朝和公元4～6世纪的笈多王朝算是两个统一国家，但前者没有完全包揽南印度，后者更是仅限于北印度。其他时间里，次大陆基本处于诸国割据的状态。《大唐西域记》就记载，唐代著名高僧玄奘在印度游学时“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亲身到达的有110个国家，听到传闻的有28个国家。)这些国家大多在南亚次大陆，而“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印度人，根据各自的居地称呼自己的国家，尽管各地风俗相异，但都采用一个总名，来表述他们赞美的事物，称之为“印度”。)公元8～9世纪，次大陆进入更加复杂的族群并存时期。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阿富汗人和突厥人进入次大陆，先后建立起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王朝等多个穆斯林王朝。期间，伊斯兰文化居于统治地位，印度教文化居下潜在，双方相争共处，直至英国殖民者从海上到来。在这近千年时间里，国家“印度”仍很模糊。如果说有，也是次大陆诸多国家的合称，既不确指某一伊斯兰教王朝，也不确指某一印度教王国。

　　18世纪中期，英国人开启其殖民南亚次大陆的进程。先是获得英王特许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以武力侵占了南亚次大陆全境，后是英国官方直接“治理”(1877年英国女王正式成为“印度女皇”)。这一时期，“印度”仍是泛指的地理概念。英属印度就包括两部分：英殖印度和英殖土邦印度。前者即所谓的十一省，由英国殖民者直接治理，后者由560多个半独立的土邦王国组成，接受英国的宗**。另外，在英殖时期，所谓的“印度版图”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英国殖民者凭借武力肆意侵略，侵占了次大陆周边的不少疆土，其中包括中国藏南等地的大片领土，皆被纳入“印度”名下。但此“印度”亦非后世之印度。

　　“母亲”印度

　　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成立，印度次大陆进入新时期。国大党上层由受过西式教育的本土精英构成，主要是印度教徒，也有不少穆斯林。正是在国大党的领导下，“印度人”作为一个整体获得了独立。然而，英国人走后，由谁承继政权旋即成为国大党内部及所有次大陆人民的共同关切：“印度”属于谁?谁是“印度母亲”的亲生儿子和继承人?是印度教群体，还是穆斯林群体?英国人侵略印度之时，印度大部接受莫卧儿王朝宗**，英国似乎应还政于伊斯兰教族群。不过，印度教族群在人口上远超伊斯兰教族群，很多印度教徒认为英殖之前是伊斯兰教族群“窃取”了次大陆，其统治“不合法”，英国理应还政于印度教族群。1906年，印度穆斯林联盟成立，声称代表南亚次大陆穆斯林的利益;1925年，国民志愿服务团成立，声称代表印度教徒利益。两股民族主义势力由此在印度次大陆争斗不休，成为印度独立运动中的另一道“风景”。

2020年2月3日，德里中央直辖区地方议会选举前夕，莫迪出席一场竞选**，为印人党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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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道“风景”之中，“印度母亲”成为定义印度属性的重要因子。概括起来不外三种情况：第一，以国民志愿服务团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未来印度应该是一个以“印度教文化”为基础的国家，“印度母亲”是印度教徒的母亲，印度次大陆是印度教徒的家园。第二，以穆斯林联盟为代表的南亚伊斯兰教民族主义者则认为，作为英国殖民前的次大陆统治群体，穆斯林理应在独立后的印度自主地享有和印度教徒平等的权利。而正是出于对该理想的消极预估，穆斯林联盟最终选择了独立建国的道路，建立了巴基斯坦。第三，国大党主要领导人圣雄甘地、尼赫鲁以及开明的印度教、伊斯兰教贤达等认为，印度是次大陆上所有族群的家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是“印度母亲”的儿子，都是继承者;但在表述“印度母亲”时又有一定分歧，甘地等人的“印度母亲”概念虽然偏重世俗主义，却愿奉印度教女神为印度母亲形象，遭到伊斯兰教族群的排斥和批驳。由此，“印度母亲”形象不一，对其敬拜方式不一，不同族群之间的裂痕因此而生。

　　显然，这时期的“印度”并无确切归属，其属性仍处于飘摇之中。

　　“国家”印度

　　1947年8月印巴分治，“印度”从此成为真正的国家名称。独立建国的印度走世俗主义道路，国民主体是印度教徒，占印度总人口的80%有余，穆斯林人口占近12%。由于尼赫鲁等人对世俗主义的认同及对印度多元文化的坚持，更由于建国伊始面临的诸多问题，从1947年建国至20世纪80年代的30余年时间里，印度主要进行了国家构造方面的工作。

　　构造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将土邦整合进统一国家之中，二是推进不同社群的融合。印巴分治时，土邦王国众多，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希望更多土邦加入自己的国家。最终有550多个土邦加入印度，十多个加入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海德拉巴和面积最大的克什米尔等土邦希望独立。虽然真纳(巴基斯坦国父)认为土邦可以选择独立建国，但尼赫鲁明确指出：“我们将不承认在印度有任何形式的独立的土邦。”最终，海德拉巴并入印度，克什米尔成了印巴两国的领土争端地区。土邦在政治上被整合进了印度，但很多土邦王公不仅想保留领地，还想拥有特权。众多穆斯林选择留在印度，宗教族群的融合成为棘手问题。因之，新生印度是一个由部分原英属印度疆域拼凑起来的、族群之间存在诸多矛盾的国家，当政者的首要任务是把印度建成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家。就土邦融合而言，时任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帕特尔功不可没，他软硬兼施，对各土邦王公晓之以利害，动之以武力，采取合并、调整、占领等手段，仅用几年时间就达成了比较理想的整合效果。其最大动作是出动军队占领并分割海德拉巴土邦，并通过军事占领和予以特殊地位等方式，占领了穆斯林人口居多的克什米尔地区的主体部分(即印控克什米尔)。宗教族群融合问题比较复杂，印度政府寄希望于世俗理想和世俗实践，但印穆之争却一直没有停歇下来，成为印度社会的一大痼疾。不论如何，此时的印度已然成为一个国家。

　　“国族”印度

　　“国家”印度形成之后，印度国民是否是一个民族以及“印度民族”是否存在，一直困扰着执政者、社会精英乃至人民大众。

　　英殖前后的治权问题仍是该问题的症结所在，“国族”重塑成为土邦问题之后印度最为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议题。一向强调“印度教特性”的国民志愿服务团认为，印度教徒是在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是当然的“主体民族”，而伊斯兰教是“外来的”，南亚穆斯林必须遵从“印度教文化”，对“印度教国家”印度忠诚不二。这一主张于20世纪80年重出水面，以“印度教特性”等同于“印度特性”、以“印度教民族”等同于“印度民族”的呼声不断高涨。国民志愿服务团现任领导人莫汉·帕格瓦特表示：“任何出生在这个国家的人都是印度教徒，他们中的一些人崇拜偶像，另一些则不。从国籍来看，穆斯林甚至也可以是印度教徒，他们仅仅在信仰上是穆斯林罢了。”其目的在于从身份上收编穆斯林族群，使之成为“印度教民族”的成员。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隶属于国民志愿服务团的穆斯林国民论坛(Muslim Rashtriya Manch)成立，标志着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对穆斯林群体系统整合的开始。截止到2016年，穆斯林国民论坛已在印度22个邦成立了1800多个分支机构，有成员数百万，在大选期间于穆斯林社区走街串巷，为印人党拉票，成为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人党的强力支持者。由此，国民志愿服务团在社会层面呼吁造势，印人党在政府层面出台政策，两者相互配合，试图将印度穆斯林融入“印度民族”，乃至成为“国籍上的印度教徒”。

　　2019年印人党在大选中独占鳌头和莫迪强势执政表明，印度“国族”重塑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以“印度教族群”为主体的“印度民族”基本形成，“印度教民族主义”正在成为 “印度民族主义”，地理名称“印度”作为国家名称和国族名称的统一也正在实现。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