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锋：重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价值与地

　　内容提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往往被前苏联及我国学者归入“不成熟”或“不科学”著作的行列，深刻了解其遭受质疑的原因，深入探讨其研究的方法论，将为正确认识和评价这部争议性著作，恢复其应有之学术地位创造重要前提，提供某种便利。与学界流行见解的否定性评价构成鲜明对照的是：笔者认为这是一部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极具价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构建有重大贡献的优秀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重要的“奠基之作”，该著作有四大原创性哲学贡献：首次阐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内容，首次揭示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之内涵，系统表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要点;首次以生产劳动为视角科学界定“人的本质”，系统揭示人的存在方式;首次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社会理论。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价值/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基之作

　　在以往苏联及我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为《手稿》)通常被视为青年马克思在其创立新哲学的历程中写下的一部“过渡性著作”“不成熟著作”，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范畴之外。在许多人看来，这部早期著作尚未达到马克思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思想高度，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譬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存在重大差异。不仅如此，《手稿》还被某些研究者指认为一部带有鲜明的“唯心史观”性质、“唯心史观”倾向占优势的“不科学著作”。①长期以来，“不成熟论”“不科学论”的观点充斥于我国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本文系为《手稿》的哲学价值、历史地位辩护。文章所展示的，首先是作者对《手稿》境遇成因的分析、对《手稿》研究之“方法论”的探讨。随后，作者以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为基础，谈谈马克思《手稿》的“原创性哲学贡献”。本文的基本看法是，《手稿》是一部蕴含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富有“原创性”，在多个方面(历史观、人学、实践观、未来社会观等)实现了“哲学创新”或作出重要哲学贡献，哲学价值特别突出的优秀著作、杰出著作。恰如其分地说，《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重要的“奠基之作”，对马克思新哲学之构建、对“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有不可抹煞、不可否定的重大功绩，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理论基础、思想起点。

　　弄清《手稿》在苏联及我国学界遭受批判的原因，对于人们正确认识、评价这部著作，是不无裨益的，甚至是极有必要的。在笔者看来，《手稿》长期以来遭受不公正的责难，其哲学地位被严重低估，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手稿》颇具“思辨性”、颇为“晦涩”的语言制造了文本理解的困难;二是《手稿》较多地使用了旧哲学(譬如费尔巴哈哲学)的概念、术语，这容易制造一种错觉：似乎《手稿》仍在旧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束缚下，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三是“二手资料”、各种“文本解读范式”及学界权威观点(特别是载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的那些主流见解)对研究者及普通读者的深刻影响。[1]

　　上述三个方面，对于我们深刻领会“《手稿》在苏联及我国学界何以‘饱受责难’‘命运多舛’”而言，是颇具“启发性”的。根据笔者多年来的观察、判断，《手稿》的批评者们往往是通过对《手稿》(深度不足)的表面化阅读及“不完全阅读”来理解、定性《手稿》的。未能透过艰涩的哲学语言深刻、全面领会《手稿》的思想整体及“关键局部”，未能依靠透彻、充分的阅读真正领略《手稿》的哲学魅力、深邃思想，这成了阅读者未能充分肯定《手稿》学术价值、学术地位的关键原因。显然，只有真正领会、深刻理解，并借此领略文本思想的魅力、深刻性、说服力，才可能对文本本身，对作者(青年马克思)作出高度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在未能完全领会文本观点，未能走进《手稿》的精神世界的情形下，“二手资料”、解读范式、权威见解极易进入文本阅读者的头脑并发生影响。不难设想，一位对文本一知半解感到无助、陷入阅读“困境”的阅读者，带着“二手资料”的“有色眼镜”再度阅读《手稿》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形。他越是无法领会《手稿》的艰涩语句，“二手资料”对他的引导性就越强，二手资料在他看来就越“有用”，越有启发性，他对文本的所谓“印象”、所作的“判断”就越是趋同于“二手资料”提供的解读范式。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处于“权威”地位的某些学者对《手稿》的片面解读甚至曲解，成了《手稿》饱受责难的重要原因。笔者无意于宣称，凡是“二手资料”，凡是权威学者，均会对理解、定性《手稿》构成“误导”，产生消极作用。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某些权威学者的消极作用是存在的。正是借助于所谓的“权威效应”(越是“权威”的见解就越受关注，越受认可)，关于《手稿》本身的否定性评价得以在学界广泛传播并占据学界的中心地位。作为有志于客观、公正评价《手稿》的阅读者，我们需要明白：任何“权威见解”都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二手资料”，不应成为我们解读文本的依据和出发点。文本研究者要有独立的学术人格，要有独立探索、独立思考的自觉意识及治学习惯。“独立思考”是学术活动的生命，是第一原则。试想，当我们迷信并依赖权威时，我们就失去了作为学术工作者应有的独立性、主体性，我们的学术精神、学术辨别力就丧失了。

　　上文提及的《手稿》遭受“责难”第二个方面的原因，这里同样作一点解释。“较多地使用旧哲学的概念、术语”的确是《手稿》遭受质疑的重要原因之一。《手稿》的不少批评者据此将这部著作归入“旧哲学著作”的范畴。其实，这是一种停留于问题的表面，仅关注表面现象，极其简单、偏颇的思维方式。笔者这里要反问道，“使用了旧哲学概念”就必定意味着与旧哲学完全一致、毫无差别吗?为什么不能有这种情形：青年马克思尚未形成自己完整的概念体系。他借用某些旧哲学概念表达了正在生成的新哲学的思想内容。打个比方，“旧瓶”装的为什么就不能是“新酒”呢?关于《手稿》，其实“真相”恰恰就是“旧瓶装新酒”：马克思用某些旧哲学概念(比如费尔巴哈哲学的概念)表述了不少超出旧哲学家的新思想、新观点。我们还应意识到，使用旧哲学概念并不总是“不合理”的。在《手稿》中，马克思的确使用了“类”“类生活”“类特性”“类本质”[2]等费尔巴哈哲学色彩的概念、术语。不过，这并不是天然不合理的，不是人们否定《手稿》价值、地位的充足理由。客观、公允地讲，这些旧哲学色彩的概念仍有其相对合理的内涵和所指，运用这些概念，有助于马克思正确、清晰地分析问题，阐明观点，这并无不可。况且，马克思还将“类”“类生活”“类特性”“类本质”与“生产”“劳动”“实践”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关联起来。这就超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思想容量，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后者。②不能仅凭“马克思使用了旧哲学概念”就否定《手稿》的价值与地位，旧哲学概念也不全是消极的、不合理的。笔者还认为，较之“思想内容”，概念、术语始终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判断《手稿》的价值，应更多地着眼于这部著作的思想内容，即《手稿》形成了什么“新思想”，有什么学术贡献、哲学创新，而不是纠结于《手稿》是否形成了某个“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新概念、新术语。这种关注方式弊端甚多，将使本末倒置，陷入思维误区。就概念、思想二者而言，的确，马克思的《手稿》在前者上建树较少，但在后者上建树颇多，这对于评价、定性《手稿》，甚为关键，甚为重要。众所周知，概念、术语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是表述思想的工具。在许多情况下，使用既有的哲学术语、旧的哲学概念，同样可以表述新的思想见解、新的哲学原理。

　　关于《手稿》遭受质疑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不提。长期以来，人们对“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判断是有一定失误的。人们往往简单地将“人道主义”归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认定人道主义是后者的“专利”，其实这是偏颇的、不妥的。关于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笔者已有文章(尚未发表)加以阐述。为避免大量重复。这里不作详论。这里只提示读者：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人道主义”并不互斥、冲突，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之一，对此，恩格斯、马克思均持肯定态度。③《手稿》长期以来被某些国内外学者误认为“前马克思主义著作”“非马克思主义著作”，与这些论者对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片面看法有极大的关系。众所周知，青年马克思的《手稿》有强烈、鲜明的人道主义倾向，但“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非根本对立、水火不容，而是完全能够兼容、有机统一的。

　　在笔者看来，对“方法”“方法论”的探究带有前提性、根本性意义，没有可靠的“方法”，就无法形成正确的结论。为此，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高度关注、重视对马克思《手稿》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笔者早在2010年发表的《如何科学界定马克思早期六部著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就提出并论证了一条可靠的、循序渐进的“马克思早期著作研究”的方法论思路，阐明了五条方法论原则。④后来，笔者在2018年推出的学术专著《重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前沿问题新探》中又阐释、论证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手稿》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价值中立”这个提法当然不是笔者的什么“专利”，笔者借用学界的这一提法，仅是为了积极引导《手稿》等早期著作的研究者按照正确的治学路径和研究方法，严肃、客观、不带价值偏见、不偏不倚地考察、探索与《手稿》相关的复杂问题，客观、公允地认识、评价《手稿》及其“历史地位”。[1]

　　笔者提出上述五个方法论原则，强调《手稿》研究的“价值中立”，并非无的放矢，而是针对学界文本研究的弊端有感而发。纠正学界的不良风气，引导读者客观、公正评价、定性马克思的《手稿》，恢复其应有之学术地位。是笔者的真正目的。在笔者看来，真正按照上述方法论思路及“价值中立”原则，是能够，也足以对马克思的《手稿》形成正确认识，作出客观评价的。五条具体的方法论原则，以及相对“抽象”的“价值中立”原则，这六条原则，每一条原则都有现实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研究者都可以从中受益，或受到启发。

　　就第一条原则而言，笔者强调的是，研究者需要对《手稿》等早期著作的文本展开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这种文本个案研究的首要目标是准确领会《手稿》等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核心思想、主要观点，以此为认识、评价、定性《手稿》等著作的基本依据、文献基础。《手稿》是否“成熟”“科学”，首先取决于、关键取决于这部著作的核心思想、基本观点是否“成熟”“科学”。如果《手稿》的核心思想、基本观点是“成熟的”“科学的”(或者是“基本成熟”“基本科学”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那么，研究者没有任何理由将《手稿》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范畴外。笔者不赞成，甚至坚决反对从《手稿》中找到个别观点的某种“局限性”或“缺陷”，以此来谈论作为思想整体的《手稿》的所谓“不成熟”“不科学”。按照这种极其错误、偏颇的定性方式，那么，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许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作)都将获得否定性的学术评价。试问，哪部著作没有某种“局限”或“缺憾”，是绝对“完美”的呢?

　　不难看出，第二条原则对于判断《手稿》的“思想史地位”至关重要。只有通过《手稿》与前后期(尤其是后来的)著作的比较研究，才能对《手稿》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作出确切、可靠的判断。“比较研究法”可以说是鉴定学界流行的所谓“《手稿》‘不成熟论’‘不科学论’”的可信度的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法。文本之间(尤其是前后期文本的核心思想、主要观点之间)的比较研究，将使某些貌似“强势”“有力”“逻辑自洽”的流行见解的谬误性显露，暴露其作为“谬误”的本来面目。在笔者看来，如果通过《手稿》与马克思后来被世人公认的经典著作(譬如《提纲》《形态》《资本论》及其手稿)之间的比较研究，能确认二者核心思想、主要观点的一致性、后者对《手稿》的思想继承性，那么，所谓的“《手稿》‘不成熟’或‘不科学’”的论断就站不住脚了。

　　第三条原则对于澄清《手稿》的学术价值、历史地位也是极有裨益的。乍一看，这条原则令人费解。笔者为什么要提出“对马克思毕生著作和革命实践活动进行全面考察和整体把握，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呢?笔者的用意是什么?限于篇幅，笔者这里不打算繁琐论述，只希望用寥寥数语，就将问题说清。第三条原则的要点是，在“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或者以此为依据，来谈论《手稿》的哲学价值、历史地位。至于“对马克思毕生著作和革命实践活动进行全面考察和整体把握”，这是为了确保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的领会或揭示是准确、可靠的。道理极为浅显，如果要判断《手稿》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它究竟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著作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著作，那么，不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或在此问题上陷入片面理解，是绝不可能对《手稿》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断的。

　　第四、第五个原则对于科学判断马克思《手稿》的“历史地位”也是极其重要的。众所周知，《手稿》被许多批评者指认为一部旧哲学思想(比如费尔巴哈思想)占优势的旧式哲学著作。事实果真如此吗?这里需要辨析的重点是，究竟是旧哲学思想，还是马克思自己正在形成的新哲学思想，在青年马克思的《手稿》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处于“主导”地位?《手稿》的核心思想、主要观点究竟是直接来自旧哲学(比如费尔巴哈哲学)，还是来自马克思自己?马克思的这些核心思想、主要观点是否超越了费尔巴哈等旧哲学家?显然，这些问题的“真相”直接决定了《手稿》的哲学地位。第五个原则对判定《手稿》的历史地位也是极有价值的。不过，这个原则难免激起《手稿》一些批评者内心的抵触、抵抗。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运用这个原则(“借鉴马克思本人对其早期著作的评价”)的结果，将会导致对所谓的“《手稿》‘不成熟论’‘不科学论’”的否定。这是《手稿》的许多批评者不愿面对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自己的早期著作评价颇高⑤，所谓的“不成熟”或“不科学”，从来没有成为他对其早期作品的评语。作为自己的思想进程的唯一亲历者、“当事人”，他的相关回忆或说明无疑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对后人判断其思想进程，评价其早期著作具有巨大价值。在笔者看来，《手稿》的不少批评者对待“权威”本身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许多人对马克思早期的《手稿》持否定态度，往往是“权威效应”(即学界权威对马克思《手稿》的解读范式的某种引导)所致。这里，笔者要反问一句：既然你相信批评或否定《手稿》的学界权威，那么，作为其思想历程唯一亲历者的马克思，这个最大的“权威”，他对自己早期作品的权威评价，你怎么就选择了无视呢!难道他人或后人比马克思更了解其思想轨迹、思想历程，比他更有能力对其作品的“思想史地位”作出判断吗?

　　关于《手稿》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这里再略作说明。在《手稿》的研究中强调“价值中立”，其学术意义极其重大。鉴于学界《手稿》研究的现状及弊端，无论怎么强调这一原则都不为过。“价值中立”的原则，其要点是不带“先入之见”或价值偏见，不戴“二手资料”的“有色眼镜”，独立阅读马克思的文本，按照学术精神，独立评价、谨慎定性马克思的《手稿》。这里强调的不过是“独立思考”“不迷信他人”这一学术研究、学术评价最基本的品格。似乎这个基本要求，人们不难做到。不过，令人忧虑的是，由于现实因素的复杂性，“价值中立”在我国学界的《手稿》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实践。较为普遍的情况是，在学界的某个“知名学者”成名之前，在他的学生时代(本科生、硕士生阶段，甚至博士生阶段)，他就把学界中关于马克思《手稿》及其历史地位的某种流行的解读范式、权威见解作为某种不容质疑或不必质疑的“思想史知识”(甚至“思想史的常识”)接受下来，而此时他尚未深入接触马克思《手稿》的文本，没有进行任何有深度、有质量的阅读。鉴于思维的惯性及惰性，他后来很少反思自己既有的认识、学界流行说法的可靠性，极少反思权威见解的“可信度”。当他成长为所谓的“知名学者”后，他以“学术权威”的身份，继续传播他信以为然的“权威见解”的观点，或者在“二手资料”的基础上，按照“二手资料”的解读范式，对原有观点进行阐释或论证。目前我国研究者对马克思《手稿》的所谓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多数是违反“价值中立”原则的。完全遵循(这种情形几乎是不存在的)或基本遵循“价值中立”原则来认识、定性马克思《手稿》的研究者，在我国学界少之又少。要提升学界《手稿》研究的质量，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严格来说，只有按照“价值中立”原则，自觉开展独立、客观的学术探索，在面对《手稿》文本时，清除任何“二手资料”的学术影响，研究者才谈得上在进行真正意义、符合“学术精神”的《手稿》研究，对该著作的公正评价才具备了最基本的前提。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遭受批判、责难，其价值、地位被严重低估的《手稿》，应归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范畴，其作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术地位应受到认可。不仅如此，作为一部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早期著作，《手稿》还应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者那里，获得额外的、特别的尊重与重视。确切地说，这是一部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具有重大的原创性、开创性意义，“哲学贡献”巨大，“哲学价值”极其突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离开或无视《手稿》，我们根本无法理解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无法理解他后来的所谓“经典著作”“代表性著作”。《手稿》是马克思后来的“经典著作”的理论基础、思想起点。后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几乎均受益于《手稿》的原创性哲学观点，均与《手稿》有着某种或近或远、或直接或间接的思想联系。下面笔者从各个具体的方面，谈谈马克思《手稿》的“原创性哲学贡献”。

　　(一)《手稿》的“原创性、开创性哲学贡献”之一：首次阐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内容：劳动史观

　　恩格斯在其晚年的重要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对马克思与他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经典的描述和界定：“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3]。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手稿》历史观的某个标志性论断与恩格斯的这一经典描述、经典界定紧密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手稿》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精神实质”上的高度一致性。在《手稿》第三笔记本，马克思在评判宗教神创论思维方式及其论调时，表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论断，流露了他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性看法：“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2]。这一重要论断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核心理念(“人类历史本质上是一部生产劳动的历史，应当以生产劳动为线索来理解整个人类发展史”)的初步表达，《手稿》历史观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把人类整个历史看作是一部“劳动史”，看作人类通过“劳动”自我延续、自我发展的一部连续不断的历史，青年马克思正是用“劳动”的观点、用劳动史观来拒斥宗教神创论，论证人类来源问题上的唯物主义观点，在他看来，感性、现实的生产劳动，是人类实现自我延续、自我存在的有效途径，用“生产劳动”这一人类社会内部的经验现象，足以说明人类如何自我延续、自我发展，根本不需要也不应从人类外部去寻找什么超自然因素(指“神”)作为原因，来解释“人类何以存在、如何存在”。⑥

　　(二)《手稿》的“原创性哲学贡献”之二：首次揭示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内涵，系统表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要点⑦
摘自: m.taiks.com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其科学内涵恰恰是在被指认为所谓“不科学著作”的《手稿》中得到初次展示的。在《手稿》的第一笔记本，生产、劳动已被马克思明确界定为一种“实践”活动。不仅如此，“实践”的科学内涵已初现：按照《手稿》的理解，“实践”是人类有意识地、能动地改造客观的外部对象的一种“对象化”的活动。马克思在《手稿》中描述道，“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2]。他还提出，“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这些表述表明，《手稿》已基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内涵，并且，马克思已准确揭示了“实践”的若干重要特征：受意识指导、能动性、对象性、改造外部客观对象。此外，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构架、核心要点在《手稿》中也已基本形成。马克思的这部早期著作不仅明确承认并强调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物质前提、自然界对人类实践活动的现实制约⑧，而且重视并强调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对自然界、外部物质对象的改造作用(参看本段引述的《手稿》相关表述)，肯定外部自然在人类实践活动的持续改造下发生的“人化”现象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奠基之作”这个称谓，应归之于马克思1844年的《手稿》，而不是写作时间稍晚的《费尔巴哈提纲》或《德意志意识形态》。⑦

　　(三)《手稿》的“原创性、开创性哲学贡献”之三：首次以生产劳动为视角科学界定“人的本质”，系统揭示人的存在方式

　　以往我国学界的主流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说明、科学界定，是由马克思在1845年的《提纲》中实现的：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的科学观点，从而实现了人学革命，在《费尔巴哈提纲》之前，他对“人”及“人的本质”的理解与旧哲学家一样都带有“抽象”色彩。其实，青年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过程，《费尔巴哈提纲》的人学观点不过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类似思维方式、类似思想的延伸，而不是对以往思维方式及观点的否定。其次，《费尔巴哈提纲》只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谈了“人的本质”，并未从“生产劳动”的视角把握“人的本质”，这种谈论方式是不够全面的。况且，从“社会关系”视角谈论“人的本质”并不是《提纲》的“思想专利”。在更早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就有类似的表述了⑩。从“生产劳动”的角度界定和把握“人”及其本质，这是《手稿》的原创性哲学贡献。该著作用“劳动”“生产”或“实践”来把握“人”及其存在方式，鲜明地把劳动、生产理解为人类的“生命活动”，理解为人的“类生活”“类特性”，理解为人的“本质”[2]。《手稿》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分开来，使人类根本超越了动物界，劳动对“人”而言，具有根本的标志性、象征性意义(劳动对“人”而言的标志性、象征性意义超过人的其他任何活动、任何特征)。值得重视的是，《手稿》不仅首次以“生产劳动”为视角正确认识和把握“人的本质”，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首次系统揭示了人的“存在方式”。处于《手稿》学术视野中的“人”，绝不是什么“抽象”“虚幻”的存在物，而是有血有肉，从事各种活动(其中首先是生产劳动)，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存在物。在《手稿》看来，“人”有多种存在方式：人在“活动”中存在;人在“关系”中存在;人在“自然”中存在;人在“意识”中存在;人在“需要”中存在;人在“历史”中存在。[1]就其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系统把握而言，《费尔巴哈手稿》优于(包括《提纲》在内的)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它无愧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部经典著作，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奠定了人学基础。

　　(四)《手稿》的“原创性、开创性哲学贡献”之四：首次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社会理论

　　如果说，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理论的探索、建设是一个历时较长的过程，其中有若干著作在这一过程中依次起了“思想奠基”作用的话，那么，毫不夸张地讲，《手稿》就是一部对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社会理论之构建发挥了“思想奠基”作用的重要著作，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理论的第一部“奠基性”“里程碑式”著作。《手稿》不仅正确揭示了新旧社会(即未来理想社会与私有制社会)的根本差异、根本区别(这种“差异”或“区别”表现在，是否以私有制为基础，是否存在人对人的剥削、统治，“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劳动是自由、自愿，还是不自由、受强制，个人之间是彼此敌对的，还是和谐联合的，人的精神生活是片面的、畸形的，还是全面的、丰富的，等等)，还以难能可贵的历史眼光和自觉的科学精神，深刻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历史联系，即私有制为基础的旧社会为新社会的生成创造历史前提与物质基础，理想社会的生成离不开私有制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物质条件、物质文明;不仅说明了新社会“何以生成，如何生成”，肯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在新社会替代旧社会过程中的作用，还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以人为本，人的尊严、权益、幸福至上，财富、生产从属于人)、人际关系特征(平等、互助、友爱、和谐)、社会成员的存在方式(在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人人劳动，为他人劳动亦是为自己劳动，劳动产品与劳动者不再异化、分裂，而是劳动者能动性、创造力、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及确证，人与人之间不再彼此敌对、相互利用，而是相互扶持、自觉联合，个人高度“社会化”，不再是利己主义的孤立个体)、精神面貌(精神世界不再畸形、片面化，不再被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所奴役、束缚，社会成员拥有丰富、全面的精神生活，人的“需要”多样化)等作出了科学的规定，并对平均主义色彩的旧式共产主义学说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与之划清了界限。在马克思《手稿》的理解中，“平均主义”不应成为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才能、个性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加以消灭，公妻制根本违反“以人为本”及平等原则，必须坚决反对。作为一部早期著作，《手稿》的未来社会理论当然是不完善的、有待深化的，但却是极富启发性的，其中含有不少真知灼见和合理见解，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通过对《手稿》“原创性哲学贡献”的深入阐释，笔者试图说明：以往学界流行见解对这部早期著作价值、地位的低估，与该著作的真实价值、与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实际地位是不匹配、不相称的。如前所述，《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奠基之作”，是一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实践观、人学及未来社会理论的构建有重大功绩的著作，构成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理论来源及思想起点。对《手稿》的哲学价值、历史地位，应予以基本肯定。对这部所谓的“不成熟”著作，不仅不应否定或排斥，还应高度评价、深入研究。对马克思的《手稿》，我们不必追捧，更不宜贬低，应实事求是地承认其哲学价值、历史地位，充分肯定其学术贡献、学术成就。

　　作者：林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与国际传播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湖南社会科学》第20201期，2020年10月30日

　　注释：

　　①在我国学界，持这种见解的，以南京大学学者孙伯鍨、张一兵教授最为典型，读者可参看其代表性论著。譬如可参看孙伯鍨教授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的相关论述。

　　②这里借鉴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教授的学术观点。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赵立凯也形成了类似的看法。他对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关系的学术研究，对笔者也有一定的启发。

　　③林锋.人本主义是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思想”吗：对我国学界一种学术观点的质疑[J].东岳论丛，2014(5).

　　④林锋.如何科学界定马克思早期六部著作的历史地位：一条循序渐进的方法论思路[J].**中央党校学报，2010(6)：6-9.

　　⑤王东教授先于笔者注意到这一点。关于马克思本人及其战友或后继者(恩格斯、列宁)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相关评价或意见，可参看王东、林锋.马克思哲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吗：“两次转变论”质疑[J].学术月刊，2007(4)：44-45。

　　⑥林锋.再谈马克思《1844年手稿》历史观的性质：对学界一种流行见解的质疑[J].东南学术，2016(6)：36.

　　⑦这里借鉴了王东教授的观点。王教授先于笔者形成“《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诞生地和奠基之作”的学术观点。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手稿》已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框架及要点。

　　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8.)。

　　⑨马克思在《手稿》中描述道，“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3，193.)，这些表述蕴含了“人化自然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观点。

　　⑩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A].**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70.

　　原文参考文献：

　　[1]林锋.重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前沿问题新探[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146，20-21，23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1-163，196，162-163，163，501，162-163，162.